【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献华】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把以色列跟海地扯上关系了？但这恰恰就是我想打开的一个小脑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切入，也许能让我们不只停留在事件和情绪的层面，而是更深入地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在过去几百年发生的事情。

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独立日期间，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国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巴拉克认为，建国78年之际，以色列正面临最严峻的生存危机。巴拉克承认以色列目前的状况不太好，虽然说他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仍旧无敌，但战争的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这是重大的战略失败。他批评内塔尼亚胡等人欺骗公众，无视21世纪的战场现实，也就是21世纪不存在所谓的“彻底胜利”。

总的来说，巴拉克认为内塔尼亚胡现在的做法行不通。至少从态度上，巴拉克认为需要谈判。巴拉克忧心忡忡地说，特朗普对以色列来说也不是永远可靠的，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危机。

有意思的是，巴拉克强调以色列是一个需要捍卫的民主国家，在民主信仰和蓄意追求专制的政权之间，以色列的未来应该是强大、自信、自由的雅典，而不是被孤立、腐败的斯巴达。当然，这里面有巴拉克自身话语层面的考量——毕竟他是以色列人，虽然政见和内塔尼亚胡不同，他仍然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

我为什么拿这篇文章作为开头？因为巴拉克强调以色列是一个民主政体（democracy），这让我觉得有点意思：以色列真的是个民主政体吗？

2006年，奥伦·伊夫塔切尔（Oren Yiftachel）在《族群政体：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土地与身份政治》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概念：“族群政体”（ethnocracy）。他认为，以色列本质上就是一个族群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有一个主导民族，或者称为特许民族，在领土和政治上享有特权，政权是为这个主导民族服务的工具。

我之前对这本书有点印象，所以看到巴拉克说要捍卫民主时，我意识到，尽管巴拉克和内塔尼亚胡政见不同，他们仍共享同一种话语——还在喊以色列要保卫民主什么的。但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看作一个本质上属于族群政体的政权，而不是什么民主政体，更谈不上人民政权，这对我们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会有什么帮助？

关于以色列的现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其实已经有不少讨论。比如伊兰·帕佩（Ilan Pappe）2025年刚出了本书叫《关键时刻的以色列》，就对以色列的未来做了一些预测。帕佩对以色列的现状非常不满，也注意到了一系列内部矛盾——犹太人享有特权，巴勒斯坦人实际上并不被真正当作公民对待，更不用说在加沙、西岸这种定居点建设中所体现的公然不平等和霸权。

以色列学者伊兰·帕佩（Ilan Pappe）

帕佩有其悲观的一面，他认为以色列的崩溃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已经开始。从过去这几年算起，他认为一直到2030年都是一个崩溃期，以色列肯定会“国将不国”——包括国际支持的减弱、经济陷入脆弱、军事神话的破灭等。

但另一方面，帕佩对以色列更长远的前景，其实有一个还挺不错的设计。在经过他所说的十多年的混乱期之后，帕佩说，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会得到重建，实现过渡性的恢复性正义，以及难民回归权——实际上是回到原来联合国的一些安排。在他最后虚构的一篇日记中，到2048年，一个实际上被叫作“巴勒斯坦”的单一国家会取代以色列，系统性地恢复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并进行历史清算。

二十多年后的事，离我们现在有点遥远。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片土地上，会重新兴起一个在帕佩看来符合人类价值的国家，会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吗？这是不是太乐观了？或者仍然太悲观？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所说的“脑洞”就出现了。预测未来是比较难的，虽然从情绪上说，现在各种声音都有：有人不喜欢以色列，希望它今天就消失；有人迷信以色列，觉得它简直要征服世界。但我们在谈论未来时，往往缺乏时间的纵深。没有这种时间的纵深，无论有多大理由，面对未来时我们都必须保持谦逊。这时候，历史就可能有点意义——这就是我要引入海地的原因。

大家可以稍微回忆一下，海地在哪里？我们也在新闻中看到过海地的形象，就我这代人来说，偶尔在新闻上看到的海地，至少我的印象里，它的形象很不怎么样。

海地的地理位置

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提出过所谓“失败国家”论，把一些国家归入失败国家的范畴。在他看来，美国、以色列也呈现出失败国家的特征，海地当然也在其中。知识分子有时把自己打扮得好像高于世界，然后给世界划分标准。但“失败国家”这个标签，在一般的媒体意义上，用在美国身上似乎说不过去，用在海地身上大家却觉得很自然——因为海地好像确实长期处于政治动荡、社会脆弱的状态，而且似乎永远如此，没救了，失败了。

但很少有人——如果不是学历史的话，甚至学历史的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里不太讲这些——知道一件事：在我们谈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长期被相对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法国大革命喊出了那些属于现代、值得我们尊敬的价值和口号之后，实际上第一个按照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掀起革命的，正是海地。这里面有一种吊诡的关系。

在此之前，海地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是奴隶贸易的重灾区。海地人口中，黑奴的比例占到90%以上。而且在加勒比的气候条件下，海地黑奴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恶劣。

1791年，海地的黑奴以及混血人种、流民掀起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这些白人奴隶主的故乡法国，之前已经发生了一场追求自由、人权的大革命。因此两者之间有一种历史的、至少是信息上的关联，我想这不难理解。海地在掀起这场革命之后，出现的局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当奴隶主的母国发生了大革命，而这些奴隶主的奴隶们用母国大革命同样的口号，掀起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时，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区别就出来了。

在殖民者控制世界的大背景下，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对海地革命的镇压，让我们感受有点复杂。无论如何，在杜桑·卢维杜尔、德萨林这些黑奴出身的领袖指挥下，到1804年，经过十几年的波折，海地打败了法国重新征服海地的努力，战胜了殖民者，取得了独立。早在1801年，海地就已经制定了宪法；到1805年，德萨林重新颁布宪法，也就是1805年海地宪法，成为独立海地的根本法。

让-雅克·德萨林和1805海地宪法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部宪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第14条。该条规定：所有海地人应该被称为“黑人”。简而言之，在1805年海地宪法中，国民的身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族群身份做了绑定——作为海地的国民，我们都是黑人。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海地绝对不允许白人生存（那是法国人的宣传），但它基本的逻辑，就像宪法中所说：白人在海地不许占有土地，更不用说拥有奴隶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宪法设计。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先看到海地宪法，才想起以色列的。1805年，德萨林主持制定海地宪法，在当时的殖民主义大时代中，各种势力对海地不可能太友好。按照当时的种族主义话语，黑人怎么有资格谈自由、谈人权、谈国家治理？但独立的海地毕竟生存了下来，虽然当时白人们认为海地建国就是一个笑话——当然，这是白人的偏见。

不过，法国虽然在军事上被打败了，经济上的各种封锁、制裁却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海地在经济上的短板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奴隶制时代，海地的产业比较单一，主要是种植园经济。如果被割裂在世界贸易网络之外，海地在经济上其实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