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相对平静的90年代，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的共同作用导致21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重新抬头。2002年，“反诽谤联盟”的民调显示，在一些问题上持明确反犹观点的美国受访者从1998年的12%上升到了17%。在“反诽谤联盟”看来，反犹主义上升已经成为近十年来的一种“常态”。此种趋势延续了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到特朗普时期进一步恶性膨胀。出于宗教动因的反犹事件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高达1267起和1986起，比上一年度分别陡增34.5%和56.7%。此后几年，反犹事件数量继续上升，在2019年达到40年来的最高峰（2107起），纽约和新泽西等地尤其成为重灾区。即使在2020年疫情肆虐下，美国的反犹事件虽有小幅下降，但仍然高达2024起。

犹太社区成为美国憎恨犯罪的重灾区，枪支暴力和国内暴恐泛滥也已经波及犹太社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所有出于宗教动机的憎恨犯罪暴力袭击中，占美国人口仅约2%的犹太人遭受的袭击竟然占了58%。恶性暴力事件的增幅尤其突出，大规模反犹致命暴力事件开始一再发生。2018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的“生命之树”会堂遭遇袭击，造成11死6伤，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反犹暴力事件。2019年4月27日，加州波威市的一座犹太会堂再遭枪击，造成1死3伤。在积极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信奉右翼阴谋论团体（QAnon）中，竟有近半人数相信犹太人“想要掌控世界”。索罗斯这样的激进自由派，尤其被右翼视为此种阴谋的代表性人物。而在纽约等地，从服饰、语言等方面可辨识度高，又与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少数族裔比邻居住的正统派犹太人，则往往成为一些少数族裔极端分子反犹行为的对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导致亚裔群体频频遭受美国种族歧视和暴力，成为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主要“替罪羊”，但也导致反犹主义的上升。极右翼群体中，宣扬所谓新冠“中犹合谋论”“犹太阴谋论”的不乏其人。

公开表达一些曾被犹太防卫组织视为带有明显反犹倾向的观点和话语，即使在精英阶层也不再成为“禁忌”。特朗普任职总统期间，就曾公然抨击犹太人投票支持民主党为“不忠诚”，还一再将以色列称为“你们（即犹太人）的国家”，将内塔尼亚胡称为“你们的总理”。2019年12月，参加“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会议时，他在演讲中称“有些（美国）犹太人不够爱以色列”。特朗普的此类话语实际上在公然宣称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

此种对犹太人的忠诚拷问在左翼精英中也不乏其人。新晋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Ilhan Omar，也门裔穆斯林）就曾公开宣称，一些政治家更忠于以色列。除忠诚问题外，资深参议员桑德斯（自身为世俗派犹太人）在2020年3月初接受电视采访中，称以色列游说集团“钱多，有很大权力”。他实际上是在公然宣称犹太人在美国权力太大。无论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左翼群体，对以色列的批评态度都明显上升，有时进一步跨向反犹主义。

两党都努力与反犹主义划清界限，恶性反犹事件也总是被两党政治精英共同谴责。打击反犹主义的相关举措在立法部门、行政部门总是能够获得支持。但在政党政治高度极化的情况下，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党争的议题。如何界定“反犹主义”？哪些言行属于“反犹主义”？谁是反犹分子？应当如何反制？上述一系列议题在两党及其基础选民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在舆论攻伐中，两党经常相互将对方描绘成“反犹”的一方。特朗普时代，共和党尤其将所有派系的民主党都描绘成“反以”和“反犹”。例如，在2020年4月，“犹太裔共和党联盟”就曾将民主党热门候选人拜登贴上“反以”标签。

第三， “亲以共识”松动和美以关系经历波折。直到小布什任期，支持以色列仍然是两党的共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同情。事件发生前，美国公众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比例分别为41%和13%。事件发生后，这个比例分别到达55%和7%。在和平进程中，他们应保持中立还是支持以色列，也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以色列的倾向。而且，两党选民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并无明显差异，民主党选民甚至比共和党更倾向于同情以色列人。

但自奥巴马任期以来，美以关系就伴随着美以两国政党政治的不断重组而剧烈振荡，成为美国政治极化和党争的牺牲品而变得政治化。一个日益右倾化的以色列，在与共和党基础选民宗教情感更加契合的同时，却与民主党选民中的受害者/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旧图景日益偏离。偏于民主党进步派的奥巴马政府在巴以关系、伊核问题等议题上与持右翼立场的内塔尼亚胡存在深刻分歧，关系持续紧张。而借助右翼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沆瀣一气，高度亲密，几乎“有求必应”，严重破坏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所支持的“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此种紧密关系导致民主党进步派对内塔尼亚胡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更为不满，民主党内部在支持以色列方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加剧，民主党内的亲以立场进一步受到消解。

2021年6月上台的贝内特—拉皮德联合政府吸纳了中左翼势力，立场相对温和节制，而且利用拜登时期亲以的民主党建制派主导外交安全事务之机，积极致力于修复与民主党的关系，重建两党亲以共识。美以两国重新回归友善沟通，管控分歧的正常轨道。鉴于21世纪以来右翼在以色列政坛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这也成为民主党执掌白宫情况下美以关系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2023年初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联盟胜选上台后，美以关系迅速遇冷，在内外一系列议题上出现公开的分歧和矛盾，纠葛不断。

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图自路透

尽管两党都宣称支持以色列，并在维护以色列安全、改善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共识，但双方在对以色列认知和态度上存在分野。共和党议员出于安全议程，积极参与涉以立法，强化了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共和党推出的涉以议案，往往针对地区热点问题，而民主党往往强调重启和谈、保护民权等。民主党内还有许多人关注巴勒斯坦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对以色列的右倾偏向尤其深为不安、不满。特朗普时期，民主党内部持激进立场的进步派势力明显上升。参与2020年大选的多名民主党重要候选人，如桑德斯、沃伦等都对右倾化的以色列持高度批判的立场，并公开拒绝参加“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大会。这也是民主党内非常活跃的青年组织“前进”（MoveOn）的公开立场。塔利布（Rashida Tlaib）、奥马尔、科尔蒂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卡尔森（Andre Carson）等多名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众议员，对巴勒斯坦人高度同情。这些进步派议员公开将以色列右翼势力推行的政策冠以“种族主义”，高度同情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支持“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主张对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设置限制性条件，防止其出现有违国际规范的行为。

两党的基础选民对以色列的立场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2016年，79%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人更同情，而独立人士和民主党人中更同情以色列人的分别只有56%和53%。民主党的青年党员对以色列的疏离感更加严重，竟有过半年龄在30岁以内的民主党党员认为美国应该倾向于巴勒斯坦人。2017年初公布的皮尤民调报告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巴以冲突中同情以色列的分别为74%和33%。2023年3月发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民主党党员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49%）21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了超过对以同情（38%）的情形。在美国高校这个自由主义“重镇”，旨在打击以色列巴勒斯坦占领政策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声势越来越强，亲以学者和官员的讲演也常常受到抵制和干扰。长期在校园中承担捍卫以色列使命的校园亲以组织“希勒尔”（Hillel）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犹太群体对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反应

极化的美国社会政治从左、右两个方向撕扯着美国犹太社团。而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也以极化的方式做出反应，日益遵从党派忠诚而加入激烈党争，成为加剧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非正统派犹太群体继续支持和追随“左转”的民主党

传统上持自由派立场的非正统派群体，进一步加固了其对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奥巴马任期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自由派议程，如医保法案、巴黎气候协议、更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反对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对以色列施压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等，都获得了这些群体的支持。2008年以来，“犹太街”在民主党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体现出自由派犹太人在涉以议题上不满保守势力对建制派亲以犹太组织的主导地位，试图在涉以议题上推进一种能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相调谐的锡安主义。即使受到美国亲以犹太建制派团体（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大力反对的2015年伊核协议的影响，它也获得了许多自由派犹太群体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公然与共和党联手扼杀伊核协议的努力，反而激起几乎所有犹太裔民主党议员对民主党的忠诚。

特朗普时期，虽然出现了进步派势力进一步拉动民主党“左转”的态势，并在涉以议题上展现出更加明显的批判立场，但非正统派犹太人对与民主党的紧密关系并未动摇。桑德斯、沃伦、奥马尔等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进步派议员在涉以问题上的前述批评性立场，以及他们在国内议程中的进步主义倾向，在左翼犹太群体中都不乏拥趸。犹太教改革派及其相关组织（如改革派联盟、宗教行动中心、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等）长期置身于美国自由派的前沿，在参与此类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自由派议程中尤其积极，因而与民主党形成紧密关联。2019年“宗教行动中心”（代表改革派的游说组织）年会，包括佩洛西在内的大批民主党高层参加。改革派推动的议程，如控枪、移民改革、堕胎权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都与民主党高度契合。在族裔关系问题上，改革派与民主党进步派高度契合，长期为有色人种权利而斗争，反对种族主义。例如，2019年12月，“犹太教改革派联盟”通过决议，呼吁美国为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及针对非洲裔的系统性歧视提供赔偿。

反观这一群体与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关系，却日益疏远和紧张。在自由派犹太舆论中，特朗普被描述成一个严重破坏美国自由民主的“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流合污的“种族主义者”，公然宣扬犹太阴谋论、犹太人不忠论的“反犹分子”。从2016年大选开始，非正统派就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立场强烈反感，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高层人事任命以及各种有违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立场，都持高度批评态度。2017年夏季，夏洛特维尔暴力冲突事件后特朗普对左、右翼激进势力“各打五十大板”的模糊表态，在犹太社团内普遍被视为包庇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反犹分子。显然，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共和党，正是让非正统派产生严重不安全感的反犹主义的主要来源。特朗普本人甚至被视为最大的“反犹分子”。

自2017年开始，非正统派犹太组织及其精英就抵制白宫举行对犹联谊活动，而白宫则报以故意的冷落。特朗普在美墨边境实施封堵外来移民的政策，也受到自由派犹太组织的广泛批评。2019年夏，进步派青年犹太人通过社交网络发起集体行动，在波士顿、加州等许多城市集会抗议，反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严厉执法，甚至将特朗普政府拘押非法移民的机构比作“集中营”。在执法机构搜捕非法移民时，犹太教改革派的人权机构还组织全国各地近70家犹太会堂收容难民。2020年夏，黑人青年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发生后，自由派犹太组织纷纷加入“新民权运动”的行列，反对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支持少数族裔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8月29日，600多个非正统派犹太组织还联合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支持“黑命贵”运动，将之视为当下的民权运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该派支持“1619项目”，主张向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的非洲裔群体提供赔偿。2020年，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行动不力以及频频推卸责任，在非正统派阵营中被视为严重失败。2020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不承认败选，甚至纵容暴民占领国会山，都被视为严重威胁美国民主的行径。即使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几乎有求必应，堪称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并历史性成功地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国的关系“正常化”，但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获取犹太人支持方面收获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