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文化战争”的政治化利用

社会层面的“文化战争”逐渐成为党争的议题。20世纪中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宗教等文化性议题的差异并不突出。在1952年大选中，两党在信教与不信教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几乎相同。但在“文化战争”日益升温的情况下，两党很快战略性地选边站队，主动担当各自阵营的政治代理人。

信仰状况带来广泛影响，涉及育儿哲学、善恶规范、相互情感（厌憎）、政治立场的差异等方方面面。在宗教领域，堕胎和同性恋议题尤其成为选民做出政党选择的“黏合剂”。前者甚至成为显示“信神”还是“信人”的中心。从1976年开始，两党的党纲以相反的倾向对是否支持堕胎权这个当时最具争议性的价值观议题表态：共和党支持修宪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而民主党则支持妇女的“选择权”而反对修宪。同性恋议题也同样成为两党借以吸引和争夺不同宗教群体选民支持的工具。到90年代，此种相反的表态形成自我强化的标签，引导选民进行选边。

1992年大选期间，两党已经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分野：反对同性恋、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宗教文化保守主义者成为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主导性力量，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则充斥着文化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派推崇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度”。即使在2020年共和党败选后，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上帝王国”的保守派势力仍在增长，并成为“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内核。而文化自由派则坚持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主张限制基督教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两大相互对立的宗教—政治联盟逐渐形成。民主党人认为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非常重要，而共和党人则高度推崇基督教宗教理念和文化。选民越信教，越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各占人口10%的宗教保守人士和世俗派成为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核心力量。

在族裔关系这个“文化战争”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民主党自二战后以来就一直持自由派立场，支持非洲裔、犹太裔等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这些少数族裔群体以及支持这些群体平等权利的白人自由派，也由此明显倾向于民主党，成为民主党传统的“票仓”。进入21世纪，奥巴马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赢得大选，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更加强化了民主党代表少数族裔（尤其非洲裔）的形象和标签。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自由派价值理念和政策倾向，激起了美国保守势力受害者意识和白人至上主义抬头。而长期主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受害者意识日益强烈的白人保守派在政治上则日益向共和党汇聚。

正是借助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政治素人”特朗普得以击败建制派政客当选总统。在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保守派选民中，受害者意识竟然与少数族裔群体旗鼓相当。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的文化冲突呈现“白热化”。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激进左翼为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官员纪念碑、纪念像的废存问题高度对立，乃至在夏洛特维尔等地大打出手。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歧视日益严重，恶性暴力事件乃至枪击事件频频发生。而类似“弗洛伊德案”的针对非裔的暴力执法层出不穷，又导致“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席卷全国。

围绕历史认知和叙事，自由派力推“1619项目”和“批判种族理论”，质疑美国致力于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揭示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的持久性。这在右翼看来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国家的宏大叙事。包容还是排斥少数派群体及其文化，也已经成为如何定义美国国家特性的尖锐斗争。自由派群体反对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欢迎外来移民、尊重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群体的身份和权利，并将之视为美国信条的体现，甚至确立为“政治正确”标准。而保守派则为长期以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的主导地位渐趋消融的前景焦虑不安，并将自由派的文化立场视为摧毁美国文明的左翼“文化革命”。在持自由派立场的《纽约时报》积极推进反思美国建国初期种族压迫历史的“1619项目”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推动颂扬美国宪政自由进程的“1776项目”加以反击。

“1619项目”由《纽约时报杂志》（《纽约时报》旗下刊物）黑人记者妮古尔·汉娜-琼斯发起。该项目的核心理念为重新定义美国历史的开端，以1619年取代1776年，将奴隶制的影响和美国黑人的贡献置于国家叙事的正中心。1619年，首艘运奴船运着20多名黑奴抵达北美。

特朗普称学校若推行“1619项目”，将奴隶制作为美国历史的开端，将得不到经费。

极化政治对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

从“文化战争”到“情感极化”，再到“断层极化”，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大潮席卷着美国社会。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群体都难以置身其外，承受着不同的冲击，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回应。作为一个宗教和族裔身份高度一体化的群体，犹太人向来易受美国社会宗教和文化冲突或和解的影响，并经常置身于此类冲突的前沿。21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冲击和动摇了二战以来形成的有利于犹太社团实现其安全和福祉的社会政治环境。

（一）犹太社团在美国的主要利益诉求

对于美国犹太社团而言，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低位运行和两党维持“亲以共识”，是直接影响其在美国安全与福祉的两大关键议题。这两个议题相互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都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色彩，且都有赖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

经历战后20年的“黄金时代”，犹太人从宗教、族裔来看均已顺利融入美国。在美国主流社会，战前曾经盛行的反犹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不再“政治正确”。犹太教在美国也开始获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与新教和天主教一起成为共同代表美国“大熔炉”的三大“上帝一神教”之一。1955年，威尔·赫伯格在他的《新教—天主教—犹太人》一书中提出，犹太教在美国已经被视为与基督教具有相同的“精神价值”，已经变成传播“美国信条”的完全伙伴。

从族裔身份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中东欧犹太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体的犹太人，已经被主流社会接纳认可为“白人”的一部分。白人主导下的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对犹太人的高度接纳、亲近、友善甚至拉拢的态度，即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根据1999年3月盖洛普新闻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美国人接受妇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作总统》的民意调查报告，愿意投票选一位犹太人当总统的比率1937年时为46%，1958年达到62%，1965年达80%，1999年则达到了92%。与犹太人通婚，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不仅不再受到抵触，反而逐渐变得流行。克林顿、拜登、特朗普等权贵家族都有人选择与犹太裔通婚。

美以特殊关系支撑的以色列安全和繁荣，则为美国犹太社群提供了外部安全感。而美以特殊关系的维系，有赖于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及其为亲以游说提供的有利社会政治环境。视以色列为“战略资产”和“重要盟友”，是双方支持此种共识的现实利益基础。但此种亲以共识也存在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础：共和党基础选民中势力强大的基督教保守势力因崇信基督教“启示神学”和末世论而对以色列持高度支持的态度；而民主党则更倾向于将以色列视为犹太民族历经大屠杀后“劫后重生”的象征——中东唯一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先驱”们实践着进步版本锡安主义的社会。

美国社会主流的亲犹倾向和亲以共识，促进了犹太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家园感”和归属感。与犹太人在欧洲的惨痛历史经历相比，美国被视为是一个“例外”。此种认同也与美国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和精英在国内外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战略相得益彰。在长期与反犹主义和歧视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捍卫所有因宗教和族裔原因受到歧视威胁族群的平等权利，为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总体自由而斗争，是捍卫犹太人权利最为有效的战略。其二，犹太人自身的安全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成功息息相关。他们唯一可靠的“防卫”是一种将平等和个人自由视为内在成分的总体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和精英长期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政教分离、自由移民、民权和自由、族裔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等一系列议题上，都与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外来移民等形形色色的少数派群体站在同一阵营。在政党归属上，占据压倒性多数的犹太人即使在置身美国最成功群体之列后，也不改对民主党的支持和认同。以至于有学者评论称：他们挣钱像圣公会教徒，投票像黑人。无论从道德、文化还是政党归属来看，犹太人最接近在美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派，堪称自由主义倾向最为明显的群体。而事实上，犹太人恰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群体。从1990年到2008年，宣称“不信教”的美国成年人口从8%增长为15%，而犹太人的相应比例则从20%上升为37%。2008年，约1/3的犹太人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犹太社团的冲击

第一，“民主衰退”使犹太社群赖以实现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如前所述，犹太人主流立场是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成功视为自身在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制度基础。但极化政治下极端主义社会政治思潮的滥觞、群体间的憎恨和冲突加剧、社会政治动荡、枪支暴力泛滥成灾、主要政治机制的功能性失效等，客观上使犹太人担心美国不再“例外”而变得“欧洲化”，担心他们所钟爱的包容、节制、自由的社会氛围受到破坏。类似“占领国会山”的右翼暴乱和社会秩序的丧失，很容易让犹太人担心二战前德国民主失败的历史在美国重现，而自身将再次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病症的“替罪羊”和种种“阴谋论”的受害者。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内心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创伤和心理阴霾。

文化保守势力积极推进的“基督教美国”愿景，尤其挑战着主流犹太群体长期高度推崇和捍卫的政教分离原则。这一原则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防止特定宗教被确定为国立宗教，继而形成对其他宗教群体（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优势、排斥和压制。它对犹太社团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性，为犹太民族长期流散的经历所验证。特朗普式的强人统治，在包括主流犹太群体在内的美国自由派中被视为“威权”“专制”和“法西斯”，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大敌。就连长期栖身于共和党的新保守派群体，也对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破坏美国自由民主精神深为不满。

自由派犹太群体为右翼民粹主义导致“民主衰退”而担忧，那些犹太保守势力却更加担心自由主义潮流推动美国转向动摇“犹太—基督教传统”根基的“虚无主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2016年现代正统派重要喉舌《犹太行动》秋季号推出一组关于千禧世代面临挑战的文章，其中表达了正统派对一系列流俗问题的担忧：校园文化所推崇的不受限制的个体自由和个人主义、公私边界模糊化、自我膨胀和缺乏忠诚、消费主义和自我之空虚等等。

现代正统派尚且如此，超级正统派更加倾向于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处于“穴居”状态的一些超级正统派群体，在文化理念上宁愿选择“光荣孤立”，自外于主流，维持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和独立性。对于他们而言，美国仅仅是另一个“流散地”。2020年12月，哈西德派萨特玛分支的大拉比提特尔鲍姆（Zalman Teitelbaum）在一次活动中称，“我们处于流散中，我们在此生活，但我们并不是美国人”。萨特玛分支是哈西德派中最大的分支。此种视美国为“流散地”的观点在超级正统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超级正统派在精神文化上仍然以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为中心，既不致力于融入美国社会，更无意从整体上改造美国社会政治。但社会政治极化态势下不同阵营内部政治动员的强化，也迫使正统派更加积极地卷入美国政治，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存续和发展的环境。

第二，民粹主义下的反犹主义重新唤起美国犹太人的严重不安全感。直到20世纪末，关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舆情的调查显示出对犹太人的负面认知明显下降、正面认知明显上升的趋势。犹太人获得的正面认知和喜爱程度（如前面提及的投票支持犹太裔总统候选人的意愿），在80年代末就已经基本与信仰新教、天主教群体非常接近。而且，在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低的成年人中，此种舆情变化越明显。当然，反犹主义仍然在新左派、非裔、天主教和极右派等一些边缘性群体中存在。但这些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大多以抗议、示威、辱骂、涂鸦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极少直接诉诸致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