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犹太新保守派重新向民主党回归

新保守派成员大多为信仰犹太教非正统派或世俗的知识和政策精英，对美国外交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在里根就任总统之前，该群体为民主党右翼，秉持一种“自由霸权（帝国）主义”冷战意识形态，高度推崇并积极致力于运用美国超级大国的软硬力量在全球扩展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此外，新保守派还高度关注和积极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安全。自里根时代以来，该群体转入共和党阵营，成为塑造共和党外交安全政策立场的重要力量，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经历了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灾难性惨败后，该群体受到舆论质疑，声望严重受损。尽管该群体的自由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受到外部批评，但其主张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反对“孤立主义”的基本倾向并未改变。

与此同时，共和党则受到新兴的右翼民粹势力“茶党”运动的重要影响。“茶党”成员秉持白人民族主义倾向、倾向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其重要成员克鲁兹、保罗（Ron Paul）等共和党议员也频频批评新保守派支持的政策，如入侵伊拉克、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干预利比亚等。“茶党”影响下的共和党，已经与作为共和党内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派格格不入而相互疏远。

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承继和表达了“茶党”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对外主张推行“美国第一”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路线，对内推行有悖于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政策。2016年3月大选期间，新保守派部分成员就以公开信的形式，表达对特朗普的反对态度，成为共和党建制派中最早也是最高调反对特朗普的群体。反对理由包括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表达的反移民、反穆斯林立场，“美国第一”旗号所体现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其本人个性中的不诚实和独裁。特朗普任职期间，新保守派成员总体上受到政府排斥，几乎没人获得重要职位。

共和党的进一步“特朗普化”，使共和党与新保守派变得难以相容共处。在2020大选中，该群体转而积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2020年5月，新保守派重要成员威廉·克里斯托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抨击特朗普政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领导失败”，并称厌恶麦康奈尔、凯文·麦卡锡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的所作所为。大选前夕，其父比尔·克里斯托尔在竞选广告中公开呼吁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无论在大选期间还是就任总统后，拜登的外交安全团队都充斥着新保守派倾向的成员，其中包括许多犹太裔成员，如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舍曼和副国务卿诺兰（Victoria Nuland）等。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图源：视觉中国）

（三）犹太正统派明显 “右转”且进一步投向共和党

与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犹太非正统派群体“左转”相反，正统派群体的社会政治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右转”。直到20世纪末，共和党拉拢正统派犹太人的努力并不成功。虽然正统派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与基督教福音派相近，但基于长期的反犹主义历史经历，他们对基督教保守势力以及共和党的疏离和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相对开放的现代正统派仍然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出自现代正统派的政治精英，如约瑟夫·利伯曼、雅各布·卢等，往往以民主党员的身份投身政治。而更传统的超级正统派参与美国政治并不积极。2000年大选中，戈尔选择利伯曼作为竞选搭档，民主党获得了约3/4正统派选民的支持。

在21世纪开始的前十年，正统派中仍然有较高的比例未认同共和党和政治保守派。但在此后十余年，美以关系经历了小布什/共和党时期的“亲密”向奥巴马/民主党时期的“紧张”的转换后，正统派逐渐向共和党转向。2013年皮尤民调报告显示，称自己“认同或倾向共和党”“政治保守派”和“不支持奥巴马”的正统派受访者分别为57%、54%和54%，其中超级正统派为58%、64%和54%，现代正统派为56%、41%和57%。

但在奥巴马执政后期，正统派与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明显恶化。奥巴马政府力推巴以和平进程和伊核协议，导致引发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关系长期紧张。伊核协议尤其被内塔尼亚胡政府视为对以色列“生死攸关”，而受到强烈反对。在美以政府围绕伊核协议的尖锐冲突中，只有大约28%的美国犹太人支持内塔尼亚胡，但正统派群体成员反对伊核协议的比例很高。正统派领导甚至将伊核协议与1938年对德绥靖的“慕尼黑协定”相提并论。2015年7月22日，一场反对伊核协议的大游行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近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为犹太教正统派成员。“青年以色列全国委员会”“正统派联盟”“美国拉比理事会”“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和“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等正统派背景的犹太组织为其关键支持者。

特朗普任期是正统派政治“右转”的一个转折点。一些民调报告清晰地展示出特朗普时代正统派在政治方面加速“右转”的趋势。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在正统派选民中略有斩获，但增长并不明显。四年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出现大幅飙涨。2017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民调显示，54%的犹太正统派选民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2020年10月大选前该组织的民调则显示，正统派倾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已经高达74%，与犹太人整体的投票倾向（75%支持拜登）正好相反。特朗普开始其任期时，包括正统派在内的犹太保守阵营对特朗普尚有较为强烈的抵制。公然支持特朗普的言行，即使在正统派阵营内部也容易受到舆论挞伐，需要进行自我辩护。

特朗普对库什纳等一批犹太正统派精英的信任和重用、前所未有的支持以色列右翼的立场并与内塔尼亚胡形成政治联盟、对美国左翼进步派的压制、对保守社会价值观的维护，都使正统派觉得特朗普是为他们而战的“街头斗士”，使他们在以色列议题上“美梦成真”。正统派阵营内部很快出现了热情支持特朗普的潮流，堪称“特朗普现象”。在各种场合，正统派为特朗普政府表达赞许、感激、崇敬和支持，积极参加特朗普政府举办的对犹太人联谊活动。在特朗普受到政治和舆论攻击时，正统派积极为其提供舆论辩护和支持，为此经常对非正统派犹太组织发动口诛笔伐。即使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种种失误及其严重后果，也未改变正统派对特朗普的高度评价。面对纽约正统派群体因频频违反防疫举措与纽约行政当局发生冲突时，特朗普公开表态支持前者继续开放宗教场所的主张。此种立场深受正统派欢迎和感激。在选举政治中，正统派群体和成员也积极为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提供资金、舆论和组织支持，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资深拉比也公开呼吁追随着投票支持特朗普。即使在2021年1月6日发生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乱后，正统派媒体也继续对特朗普保持忠诚和认可。

特朗普时期美国政治的高度极化以及特朗普对正统派的倚重和扶持，也助推了正统派在政治上的觉醒。2017年初，“正统派联盟”“青年以色列”等正统派组织联合建立名为“犹太价值联盟”的游说组织。该组织积极倡导“基于《托拉》和本真的犹太价值观”，反对犹太自由派团体和媒体，与彭斯、彭佩奥等为代表的基督教右翼契合。该组织通过其官网或大众媒体积极发声，几乎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支持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右翼，驳斥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组织的自由派立场。该组织成员甚至专门以犹太人在逾越节用以颂赞上帝的赞歌（Dayenu）形式，发表“特朗普颂”，对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高度亲以政策表达感激之情。

在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中，以正统派为主体的右翼犹太组织秉持与共和党相吻合的立场。改革派等非正统派群体将白人种族主义视为反犹主义主要来源，将非洲裔、亚裔等少数族裔视为民权斗争的同盟军。而正统派相关群体往往与非裔等少数族裔比邻而居，历史上一直更易成为这些少数族裔反犹憎恨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更担心“身边”的反犹主义，更倾向于社会秩序而非“社会正义”。对于“黑命贵”运动，与正统派关联紧密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不乏尖锐批判，将之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纽约的超级正统派群体对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抗议持负面态度。纽约市政当局允许非裔大规模上街抗议，却驱散正统派集会，尤其被视为“双重标准”。在同性恋、堕胎权等议题上，正统派长期与基督教保守势力结盟，捍卫“基于《圣经》”的传统犹太价值观。

10月18日，数百名美国犹太人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内，要求国会支持巴以停火。据悉，此次抗议活动主要由两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团体“如果不是现在”和“犹太和平之声”组织。图片：华盛顿邮报

结 语

带有明显自由派倾向、亲民主党的非正统派群体曾长期在犹太社团参与美国社会政治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借助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犹太人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繁荣与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反犹主义在国内受到有效抑制，支持以色列成为两党长期共识。在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尚能良性运行，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自由民主良好形象的情况下，犹太社团主流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战略不仅符合其自身的价值倾向，也能为其内外目标提供一种有效且兼顾内外的实现路径。

但美国的政治极化从政党政治环境、行为体和战略、政治联盟等方面都改变了犹太社团对美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在极化政治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不再能良性运行，反犹主义在美国不再仅仅是边缘群体的现象，支持以色列也变成党争议题而不再“理所当然”。非正统派主导下的犹太社团奉行的自由主义战略，在实现内外目标的过程中效能明显下降、内外违和失调。犹太教非正统派和正统派群体依据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倾向和重要议程优先排序，在美国政党政治中选边站队。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非正统派群体，延续和加强了对更趋自由化的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而正统派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则进一步融入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保守势力阵营，并以更加自信、积极的姿态参与美国政治。犹太裔右翼保守势力由此崛起，并在犹太社团内部日益与自由派主流形成抗衡之势。非正统派和正统派群体在塑造美国社会政治、应对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议题上存在的认知差异难以调和，社会政治行动也变得难以协调。美国政治极化成为推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非对称极化现象的强大动力。

犹太人虽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在美以关系议题上，“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美国犹太建制派组织曾长期代表美国犹太社团承担着美、以之间沟通和“平衡器”角色，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社群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极化，也驱使美、以两国不同倾向的政治派别和精英对犹太社团内部相互竞争对立的政治阵营“分而治之”，时而越过建制派组织，在犹太社团内部直接支持和培植各自的代理人。美、以、犹之间的博弈，日益呈现出“三方”“双层”明显复杂化的博弈结构。

【本文原载自西亚非洲2023年第4期，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