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台湾学者吴启讷曾对观察者网表示，台湾问题背后的本质是殖民遗留的问题。而解决殖民遗留的方法，是找出台湾人民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主线。

基于吴老师的洞见，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政府的治理模式，是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抓牢的主线。具体到当下国内外环境，政府的治理和人民的生活要如何解决殖民遗留？首先要认识殖民遗留是什么。

台湾问题是“帝国主义世纪”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路线的命题组成。去年纪念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却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这说明二战的胜利成果，或者说短暂的二战战后秩序，早已被冷战对抗格局取而代之。

新旧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新旧殖民主义，先后延续“帝国主义世纪”沉重的气压，宰制着亚欧大陆的国际格局。有人说恢复二战秩序已不现实，却也难以言说持续冷战格局是应有或可接受的现实。现实是要求进步的人类，已不满于伤痕累累的过时且下坡的冷战对抗，而寄望真正反映去殖民化的新型格局。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与文明倡议，正是这种进步寄望的反映。但眼下不知终局的以美侵伊战争，将成为终结或延续冷战对抗主要力量的新杠杆，为台湾的去殖民化进程增添新的变量。

台湾体制的本质是过渡性

在政治上，台湾没有原创的体制。从文明视野来看，作为中国大陆移民东南边疆的组成，台湾固属于华夏家长责任制的版图。

所以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后，首要工作就是摧折台湾先民的主体意识——华夏身份认同，以便在他们的精神控制上配合殖民体制的落实。然而，殖民控制台湾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计划的开始与据点，而不是终极目的。

日帝夺取台湾的目的在于占领全中国，这就决定日本对台统治的过渡性——在物质上，掠夺台湾米、糖、矿、林以填充殖民宗主国的战备；在精神上，改造台湾人的祖国意识与中国认同，以“去中国化”的方式加乘“皇民化”的政治骗局，来驱策台湾人投入“杀戮中国人”的占领计划。

中国广土众民，日本人想占领却力不能及，所以对大陆人用杀戮为主，这就造成烈士与汉奸；台湾是过渡性质的侵华基地，是日本人物质与精神双重剥削力所能及的“中途岛”，所以对台湾人以奴役为主，这就产生顺民与走狗。

当然，在近现代日本侵华半世纪的历史阶段里，对台海两岸的实际影响比上述主线要复杂得多，所以两岸都曾出现抗日英雄人物。

不过对日抗战胜利以来80年过去了，大陆社会普遍的仇日与台湾社会普遍的媚日现象，确是相应于这种二元历史叙述主线的事实：大陆是日本侵华的杀戮战场，台湾是日本侵华的奴役基地。有人不能或忘“杀戮同胞之仇”，也有人念念不忘“台日家人之恩”。

正因为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后80年来两岸的相异甚至相反，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文明进程看来，才构成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第二阶段台湾光复的历史趋向，不然就是以日本人为主体再度侵华的“台湾有事”。前者是融合，后者是掠夺，都不外于历史规律。

只不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决定了战败国日本不再拥有正常国家的主体性，而是任由美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剥削的新殖民地国家。这就决定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下企图再度侵华与掠夺台湾的双重奴役性，从而决定台湾社会普遍媚日的复杂性与深层性。

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成长于对日抗战中反帝反封建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号召下，成为中国人民推翻民国体制、建立民与国共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原就是中国近现代过渡阶段的民国体制，则随着蒋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撤台而遗留下来。

这样一来，民国遗习在台湾，由于蒋记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管制而不得善终——民国遗习与侵略民国的日本军阀合作反共，成为“中国封建主义遗留体制+日本殖民主义过渡体制”的混血品种。最近101董事长贾永婕的认同论，就属于这种品类的产物。

这种混血过渡体制的复杂性，已经超过某些“台独”信徒的理解能力，以致后者随口就说国民党对台湾实施“外来殖民统治”云云，搞得蓝营至今还很难为情。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同时要求台湾青少年加入日军做其炮灰，与同盟国作战。图为被迫加入日军的台湾青年和日本殖民当局为他们制定的战斗口号 抗日战争纪念网

1990年代：台湾版“脱亚入欧”与“全盘西化”的开始

其实殖民者与封建主的合作，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就已经实现。除了少数坚持不与日方合作的地主，例如台中林家那样怀抱民族意识的人之外，其余多数地主都通过与日殖当局的合作来维持更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封建主义者面临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时，多数成为出卖本地民族利益的买办阶级。

但日殖当局也承认，直到统治台湾40多年后，台湾普通人的汉民族意识与自信也从未断绝。许多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人）意识形成于日殖时期；尽管如此，那也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而不是对立或并立于汉民族意识的文化概念。

直到蒋记国民党撤台，在美国介入台海、干涉中国内政的背景下，封建主义混杂新殖民主义对台实施杀戮与奴役的反共统治，台湾社会集体的民族意识才开始被过渡体制动摇。

毕竟日本是异族统治，还可能激起反效果；但国民党这个本族买办统治的阶级压迫，在外力断绝台海两岸的条件下，就可能将台湾社会集体推向反华新殖民主义的麾下。

于是台湾在1990年代的后蒋时期，新兴的本地蓝绿资产阶级以合意“变宪”的方式，对中国封建残余势力发起夺权斗争——袭用民国遗留体制为掩体，引用美式两党政客代理体制为护法，在进一步附庸外力的条件下独占台湾，彻底剥削台湾人于台湾光复后的中国继承权——

蒋记国民党是以精神上的中国民族意识为借口和掩护，对台湾实施物理性的独占与剥削；1990年代以后，蓝绿新兴资产阶级则是在依附美国与美国扶持的双向合意下，共同对台湾实施加乘力度的物理性与精神性的双重剥削和独占——这包括对两蒋时代创造的台湾盈余，也包括自马关条约以来百年不屈的汉（中华、中国）民族意识。

换句话说，日本殖民主义对台实施“去中国化”统治50年，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与自信犹能坚持不堕；但中国封建主义残余在台湾消亡以后，美国新殖民主义与本地买办资本主义合意对台实施“去中国化”统治不到30年，就几近完成台湾社会集体的中华民族意识切割，使中国人身分认同沦为台湾社会的精神禁区。

这是因为1990年代以后的“去中国化”改造，是台湾版的“脱亚入欧”与“全盘西化”，也就是台湾社会集体的从属美国队与自我殖民地化。

此时以美军航母编队为凭借，李登辉的“戒急用忍”（限制西进）政策为主轴，迫使台湾延长为美日经贸代工的角色扮演，为日本企业赢得转型与巩固技术领先中方的时间。政治上，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占了上风，中方话语权落入低潮。

此后的台湾政治，也从蒋家旧式的中国封建残余家长制，转变为欧美式的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随着个体主义契约论为核心的价值观切换，台湾人绝大多数变成从属新旧殖民主义的“香蕉人”。

台湾再光复：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文明秩序

“台湾问题起于民族弱乱”。在文明史看来，自晚清无力维持家长责任型体制以来，失土丧权，使台湾经历130年新旧殖民主义与封建残余过渡体制的剥削和独占。也就是说，家长失职失能，丢了孩子。孩子没了家长教养，认贼作父，数典忘祖，难道不是被扭曲的“历史合理性”？

本身是近现代历史过渡阶段的中华民国，艰难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明定谳：1945年台湾归还中国。虽然孩子归还家长，但这违背新旧殖民主义者与其在台代理人的利益；被殖民现代性教养长大的孩子，也嫌弃落后贫穷的家长。

于是以脱离中国为目的的“和约”、“学理”、“主张”至今未绝，旧式封建残余的“家长”无力应对，甚至通过维持现状与模糊统一责任的方式，与分离主义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存在。

问题是，民国是中国人创建的国号与体制，1949年又被中国人民改朝换代，符合中国历史民本革命的运行逻辑。

台湾在战后归还中国的文明定谳下，也参与了那场改朝换代的民本革命，但在美军介入台海、封断两岸的条件下遭遇惨败，这就是1950年代中国封建残余势力镇压民本革命的台湾“白色恐怖”。

上世纪中叶的民本革命，是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表现方式。台湾内部遭遇反共扑杀、革命挫败的同时，美日新旧殖民主义在国际上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为分离主义者的谈资。

站队美日阵营的民国封建遗留政权在表面上否认《旧金山和约》，却签署了依据《旧金山和约》而来的“对日和约”，客观上为日后岛内的“两国论”、“互不隶属论”奠基。

正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文明定谳，幡然遭遇新旧殖民主义者与其在台代理统治者的挑战，反而说明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光复台湾的文明定谳仍处于历史过渡。

于是，巩固台湾回归中国的文明定谳、维护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文明秩序，唯有着手台湾再光复、也就是第二阶段台湾光复，才能让历史过渡真正翻篇——文明定谳再进阶。

鉴于“独台”与“台独”政党僭用历史遗留加工改造的“中华民国”，使后者异化为拒统抗中的政治掩体，文明定谳进阶版针对异化的“中华民国”就不再止于军事层面。因为这个异化体的背后是新法西斯、新殖民主义者为首的军事、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学术、语言和价值观的势力集成。

新世纪华夏家长责任制的文明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必然也在军事、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学术、语言和价值观各方面需要超越异化体的势力集成，以捍卫文明定谳的成果，巩固中国融合型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