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虑为何

自2018年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以来，伊朗虽曾在紧张升级下，宣布停止履行某些禁令，却终未完全退出，原因便是此一框架符合其战略利益：在放松经济制裁的举措中，折射着美国围堵重心不在伊朗的地缘权重。

故其尽管要以延后核武研发进程为代价，却能因美国旁顾，而获致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威胁氛围一朝淡化，开发核武的急迫性自也下降，对经济凋敝多年的伊朗而言，正是休养生息的好时机。

此外经历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火，伊朗以50万条生命的代价，学了刻骨铭心的一课：总体战便意味胶着与无谓伤亡。

伊朗虽为中东反帝象征，但面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其深知全面开战必将导致毁灭式结局：不愿认输的伊朗，只能在总体战梦魇中越陷越深，最终虽有机率让美军迷走于人民战争的茫茫大海，却也势必让国家成为另一个阿富汗，中央政府羸弱、军阀民兵四立。

故在欲保核协议、避免开战的前提下，伊朗面对美以的暗杀式挑衅，始终未有正面报复的打算。

年初的苏莱曼尼案闹得满城风雨，伊朗遂于1月8日发起“烈士行动”，由革命卫队直接发射导弹，攻击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然而22枚导弹未被拦截，却也未导致任一美军丧命，此波攻势显然经过精心设计，为基地中人预留了移至掩体的时间，足见其目的是为导引伊朗内部的反美情绪，而非遂行报复性屠戮。

面对此次法赫里扎德遇刺案，伊朗原则依旧未变。在力保核协议框架、避免大规模交火的前提下，纵使国殇难忍、也只能唾面自干，更何况拜登即将入主白宫，对伊朗而言，眼下可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关键时期，即便要报复，规模也只会比“烈士行动”轻微。

此外，由政权存续角度观之，暗杀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效益。在当今伊朗内部，“反美情绪”经历反帝反殖年代的逝去，仅余形式主义的一缕叹息，若无相关外部事件刺激，政府实已难再动员群众热情。笔者在伊朗时，便已观察到反美游行队伍的口不应心，人群里除上年纪者较投入外，年轻伊朗人多是配合政府倡导交差了事。

行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的反美宣传画前走过（资料图/新华网）

特朗普上台后，伊朗中产间亦出现不少“川粉”，其认为特朗普将能带领美军瓦解神权政府，解放遭挟为人质的伊朗人民；新冠疫情蔓延时，伊朗网上甚至流传这般希冀：“希望新冠病毒感染神权政府官员”、“让新冠一次终结革命错误”。

会有此种现象，归根结底，仍是伊朗政府治理失能下，不敌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宣传之果。放眼望去，自知识精英到媒体界，“西方价值”俨然已是另一种堪与伊斯兰相抗的伊朗新信仰，逐步蚕食着政府的统治正当性。

与暗杀相比，这等灵魂易位恐怕才是伊朗长远的真正危机。故而神权政府总是不放过任何足以烘托“反美团结感”的外部事件，苏莱曼尼案如此，法赫里扎德案亦然。

眼下伊朗站稳了战略克制的基调，但经历特朗普的四年混乱，以总统鲁哈尼为首的伊朗温和派早已流失话语权。

在今年2月的国会大选前夕，由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实质控制的监护委员会取消了6850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其中绝大多数是温和派，保守派由此过关斩将，破纪录式大胜。伴随鲁哈尼将于2021年卸任，下任总统的立场将有极大机率偏向保守派，甚至有可能出自伊朗革命卫队。

在可见的未来，伊朗政坛将日渐保守，长此以往，核协议框架还能对其有多少吸引力，恐成美伊关系中的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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