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即国家根据掌握的民众户口，征收田赋和人头税，征发徭役和兵役。这种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资源动员方式，贯穿帝制时期主要的朝代。相较之下，北方少数民族的金、元和清等政权，最高统治者分别实行猛安谋克、千夫长和八旗制度，均为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这些既是围猎或放牧的生产单位，又是战时军事行动的战斗单位，还是国家基层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爆发，所有成年男子自备战马、兵器和粮食，其成本之低、效率之高，都是中原农耕政权难以模仿的。元明清帝国时期，天下政权运营系统大部分时间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掌控，这种资源动员上的优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百年大变局：中华走出历史的循环

如果沒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可能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地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特闭环和循环。

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这片地球东方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野蛮暴力造就的皇权系统，还是理性思辩孕育的文治体系，无论是长时期的分裂、对峙和战争，还是繁荣兴旺的大一统王朝，以汉人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始终是不曾改变的创造者。这实际意味着古代中国治理体系顽强的生命力。在古代交通、通讯都较为落后的条件下，维持这样超大规模巨型国家的大一统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欧洲、中东等地出现过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多个政权，崩溃后再也没能获得重建。在古代中国治理体系成熟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全民共同价值的作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中的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士大夫文官政治为根本特征的组织体制，编户齐民的资源动员方式，等等，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至少在相长的历史阶段是符合国情的。这种在独立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治理经验与教训，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治理文明的重要贡献。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古代中国治理体系存在的内外条件逐步发生了改变。十九世纪中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先进大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封闭的大门，强行将中国清政权带入西方主导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俄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化后发国家，更进一步侵略和肢解中国的领土、主权，将清政权的运营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在旷古未有之奇变面前，清政权的统治者从固步自封、掩耳盗铃、惊慌失措到屈膝投降，逐步失去了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原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农业文明国家，突然被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大环境中，在世界大舞台的博弈和竞争中，处在了落后和被主宰的位置上。

中国社会在向工业文明的被动转型中，从统治理论到统治策略，从组织体制的团队视野、机构设置，到人力、财力资源动员的方式，都已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系统运营的需求。历史呼唤着新的时期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已经可以平静地探讨古代中国治理变迁中的得失成败，让历史从不同的维度告诉世界与未来。这既是作者数十年学习、研究的成果，也是身为炎黄子孙的一份责任。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沈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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