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相对于“人口变动会有利于发展”“人口变动将不利于发展”“人口变动对发展实际并无影响”三种观点，可能需要产生出一个更加综合的第四种观点，即“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在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整体理解中，人口变动是发展的结果，而人口变动对发展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人口并不是孤立地作为外生因素影响发展，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依赖于不同的具体条件而产生出不同结果。

人口变动对发展的不同方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或者是共同的影响，或者并不产生影响。人口变动的不同方面（包括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素质和空间分布）对发展的影响是并不相同的并且发挥着综合作用。

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近期和远期影响也是并不相同的。人口对发展具有非决定性的影响，其含义在于，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却是可变的、非决定性的。而发展对于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影响的含义在于，人口发展本身是内生于发展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谨慎地避免对人口与发展形成简单化的认识，认为人口变动将会对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积极影响或者不利影响，并因此对人口变动过程产生出乐观的欣喜或者悲观地感到危机。考虑到人口与发展的复合性关系，需要将其解开来，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和发展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同时，也正是因为人口变动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对发展产生影响，那么相对于论述人口变动是如何影响了和影响着发展，正确的命题则是需要努力促进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

不是人口变动对发展产生了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是人口变动在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形态、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在技术能力、文化观念、制度政策影响的结构性框架中，共同影响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可能性。

简言之，就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应该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目标，正是在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性构造中，才推动了国家和地区的成长进步。

70余年来中国人口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口多了更好或者少了更好的问题，对于人口结构的变动，也很难说某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发展，或者某种人口结构将不利于发展。

为了促进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良好的运行，更需要在人口与发展之间形成相互协调的模式。换言之，我们需要对人口和发展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人口观，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性决定了国家发展，而不是人口这个单一因素对国家社会运行产生出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往往被认为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动产生出了“人口红利”的结果，更客观地来看，是人口总量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以及与更加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相协调，从而促进了经济起飞。

也就是说，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而非人口变动推动了经济发展。正如人口红利概念的创造者布鲁姆所说，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的作用只是一种潜在的作用，人口结构变化要发挥出红利性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那么，与其说是人口变动产生了“红利”，不如说是由于投资和产业发展促进了就业，促进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从而实现了人口与发展协调发展的模式，推动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反之，如果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不相协调，那么人口就会从生产力的组成要素转而成为了发展的负担，乃至成为阻碍的因素。

例如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城镇，增加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但是由于城镇部门实施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难以有效吸纳足够的劳动力，而由于工业部门的过度扩张，使农村部门薄弱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承受。

农产品产出过度转移到城镇工业部门，也造成农村生活的压力，从而造成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恶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开始上升，但是人口与发展的不协调关系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因此也就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

在城镇中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在20世纪50-70年代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比单纯的人口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

当前，在面向未来的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正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人口总量和结构性变动对发展带来挑战，其表现为人口红利逐步减弱，逐步出现人口负债。

更客观地说，是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以及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使得原来的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难以维持，并对国家发展带来挑战。

因此同样可以推论，与其说是人口变动构成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危机，不如说我们还没有构造出一个适应未来人口变动的新的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而只有构筑起这样的新的协调关系，才能有助于国家发展在一个新的轨道上实现新的提升。

实现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从逻辑上看，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由于人口变动有相当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因此需要适应人口变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生活形态和制度体系安排的调整。

例如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加快生产方式的变化、加快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生育率下降和劳动力人口下降过程中，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改革退休制度，这些都能够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

河南济源70岁以上老人免交养老保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以将人口变动带来的消极和不利影响转变成为相对积极的因素，甚至能够产生出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对此，不必因为人口变动的客观趋势而对国家社会的未来感到悲观。

实现人口与发展协调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考虑到对发展目标的引导和具体资源环境的客观约束，对人口过程进行有意识地引导，也就是通过人口政策来试图调节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的变动。

但正因为人口过程本身是内生在发展进程中的，因此往往和发展内在规律性相适应的对人口过程的干预调节比较容易成功，而和发展内在规律性相违背的对人口过程的干预调节实际上很难实现。

由于宏观决策者实际上很难预想到未来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预想出一个和未来发展相协调的人口也是困难的。除非在人口与发展关系中出现严峻和清晰可见的不协调，否则政府对于人口变动加以调节的具体效果总是值得担忧的。

同时，人口变动往往基于家庭夫妇的生育、分年龄人口的健康促进以及个体和家庭迁移决策等具体的人口行为。

公共政策通过什么手段来对人口行为进行引导，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需要最大程度地基于人民群体的具体需求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因为违反了具体行动者理性选择的公共政策安排往往会产生出破坏行动者生活福祉的结果。

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人口与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实践，也表现出一些不成功的故事。

这些历史也告诉我们，简单认为人口变动会有利于发展、人口变动会不利于发展，都是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结论。对于人类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已经告诉我们，简单认为人口越多越好的新古典主义的想法和人口更多会不好的马尔萨斯主义的看法，都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片段性的真理”。

在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中，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才是正确的人口观，应该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而这一理想必然是在一个复杂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环境下的综合结果。

努力探索人口与发展协调关系的内在规律，提供人类社会实现更良好运行的知识工具，才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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