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远】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柱。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人口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但是对为什么人口极端重要、人口如何影响发展以及在国家发展中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内在原理，学界却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口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也有着相当的波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既经历了认为人口是生产力的来源、人多力量大的时期，也经历了认为人口过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困难、鼓励人民群众自觉节育或者严格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来实现计划生育的时期。

1982年确定计划生育为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提倡严格的人口控制和促进生育率下降，并认为生育率下降产生出“人口红利”的积极后果；而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比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人们转而担忧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危机”。实际上，对于国家发展中人口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这些观念的实质是人们往往单纯从人口因素本身出发，解读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并认为存在“人口危机”或者“人口红利”，从而在国家发展规划中重视干预人口要素，特别是干预生育，来实现良好的发展，并转而将发展遇到的挑战和成绩归因于人口控制。

这些观念片面地将人口从发展体系中孤立出来理解人口对发展的作用，而恰恰忽视了人口对发展的作用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发生的，因此也错误地估量了人口对发展的影响。孤立地看待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可能陷入“人口决定论”。

正确理解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需要将人口因素放入发展整体系统中来考察人口变动的内在机理以及人口变动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和作用路径，促进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不同的人口观

对于如何看待人口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

一种是基于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总是会超越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也就是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产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变动因此表现为对发展的压力，构成一种人口的原理。

这种对于人口发展的相对悲观的陈述是和工业革命初期伴随着失业、贫穷问题内在关联的，马尔萨斯显然认为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法则会对发展带来压力，这种人口对发展产生压力的思想，从马尔萨斯主义到新马尔萨斯主义，延续到20世纪60-70年代“罗马俱乐部”，直至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有学者认为人口的增长仍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胁。

马尔萨斯与《人口论》

第二种人口观则认为人口和相关联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

古典经济学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口构成财富的源泉。在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算术学派看来，人口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衡量尺度和经济增长的来源。

人口是生产力的来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口作为生产者，本身构成发展的推动力量，劳动力的经济参与和基于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人口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果，并不存在人口的“绝对过剩”。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人口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影响。同时，人口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种人口观则认为，人口本身不对发展产生影响，与其说是人口决定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制度变革带动了经济发展。例如关于我国“人口红利”的讨论，与其说是人口红利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带动了经济增长。

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比重的提高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但是从来就没有表现出现实的“人口红利”，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人口红利才真正表现出来，这很难充分证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价值。

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否认人口红利的观点，因为如布鲁姆在人口红利的经典论述中提出，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种潜在的红利，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将增长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才表现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哈佛大学布鲁姆提出“人口红利”。图片来源：新浪网

那么，改革开放似乎是促进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具体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就很难说明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人口本身对于发展的作用似乎仍然难以得到确切的证明。

避免陷入“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

在人口与发展的以上三种观点中，实际上“人口不影响发展”的看法从来就没有成为思想观念的主流。人口构成国家发展的基本国情，人口作为国家发展支柱性的因素往往被过度解读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口或者被认为是发展成就的原因，或者被认为是发展困难的“罪魁祸首”。

在一些强调人口中心主义的论者看来，往往会把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归结于人口过多，也会将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口红利。

“人口决定论”往往也很容易调动起社会的情绪。无论是发展出现困难，或者是发展过程表现出积极的成就，社会普遍地会在人口要素的变动上寻找到一些相互的关联。

因此，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性或者相关性，往往被放大而成为因果性和决定性。

例如，人口众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被理解为贫穷的原因和作为大国的困难。同样的道理，当前也有不少表象上的研究认为，人口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且会对未来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智慧养老受关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样认为人口对于发展具有强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渗透在对于城市的理解中。城市化当然是人口在城市地区的增长和集聚，而一个显然的错觉是认为人口超大规模的集聚是带来贫困、道路拥挤、不平等扩大、犯罪率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因此虽然真实的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繁荣带来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但是人们却将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看作是“城市病”。在这种思路下，对超大规模城市进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就是必要的而且适当的。

这种想法，实际上与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总是会超过发展体系所能容纳的上限，从而带来发展崩溃的想法实际上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这如果不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对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实际上表现出人口在历史上往往扮演着发展失败的“遮羞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