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专时，唱歌难听还自恋，学得不行爱吹牛，家里没钱就硬装。凑齐了十宗罪。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中专生比高中生差？中专生普遍比较穷，眼界有限，学习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看的东西想不明白，心里想的又说不出来。很多事情从出生就决定好了。要么天资聪慧，要么家里有钱。如果家里没钱，还是普通脑袋，你就等着来中专搞说唱吧。我觉得教育这两年慢慢偏向于比谁家有钱了。我请了十个老师给孩子补，你只能上大班课；我的老师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你只能上大班课。除非孩子出生自带系统，三岁会算高数——养了一个聪明孩儿。但养一个聪明孩儿的前提是什么？从备孕、早教开始，都是钱。如果是个普通孩子，家里没点儿钱，学习就容易差。当然不能这样下定论，但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人是类似的原理。然后你来中专了。梦幻开局。

我们和班里的精神小伙比，也一样，我觉得不是农村城市的区别，最根本就是家庭条件的区别。乡下也有那种认知清楚、脑袋灵光的人。但家庭的区别就是认知的区别。家庭条件就像一个台阶，在什么地区不重要，有没有才重要。一个人身上是有无数标签的——落后，有钱，穷，清不清醒，努不努力，这些标签对一个人进行综合性考量。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比赛那么努力，一定同时具有落后、清醒、努力这些标签，他们对这个世界认知明确，可是有什么出路呢？不停参加竞赛，获奖，然后进厂，“当义工”——我总是很悲观。当然，如果他们有更多标签，可能也不一定会当工人。我上中专以后听过一句骂人的话：你一辈子就是当工人的命。很多东西都是社会影响导致的。首先上层建筑让他们的眼界永远达不到相应的层面、认知永远达不到相应的高度，让他们的家庭永远达不到能吃饱、能思考的阶段。不是自己造成的，从根源上来讲，我觉得是外界造成的。另外有些同学之所以天天在车间打游戏，因为从小就没吃过多少苦，因为他们知道，有些台阶不跳上去也会有好的出路，或至少有出路。

我中专时开始读毛泽东，就信他。现在辩证一些了。越读越想，现实怎么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心里挺难受的。我爸就是工人，我干的就是工人的活儿。我觉得工人最苦，也觉得没有工人就没有一切，没有底层就没有一切。我觉得这些人才是最平凡、最伟大的。扫地的，做饭的，开拖拉机的，开车床的，搓铁棒子的，他们是螺丝钉，是最小单位。他们一生或许想不了那么多、那么深，但他们每每做平凡的事，就是在为一切奠定基础、打好地基，服务了很多人。我看到现实，再想想书中所写，那种落差，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中专时经常想这种问题，越看越多，越想越多。我为什么存在，我要去哪里，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要做些什么事，还有政治的、历史的，各种问题。头都快想破了，快疯了。

一个面对空白的午后，我放松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父亲教导年幼的我，以后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因为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儿子才是自己的家人。女孩是要出嫁的，失去了冠姓权好像失去了一切，随之失去的是作为人的价值。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村头的老太太破口大骂没有生男孩的儿媳，好像那一刻，她的一切价值都取决于生育。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已经生了孩子的朋友说，女孩就应该玩洋娃娃，撒娇是女孩的天性，感性也是。

可人是不同的、有个性的，为何一定要把一个个独立的灵魂归成两类。

女人是天生感性的吗？天生学不好机械，应对不了突发状况，学不会开车，对吗？总有人认为这是女性的特点，可如果没有那双看不见的大手，一切都会不同。父权制是改变不了的，如同阶级一样。

我看到有人初中毕业就有了工人编制，他们却高喊公平。

我看到有人玩了五年手机后去了国企，他们却大叫透明。

我看到每个人不是因为自己想穿衣服去穿衣服，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穿衣服才去穿衣服。我看到许多人办事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用刮胡刀切榴莲，刮一刀，歇一会儿，讲什么如果解决根本，会有更大的问题发生。

我承认自己有些悲观。这个世界，有人诚心爱人，有人不被定义，有人奋斗一生。人真是复杂，每天都有不同的情绪，虽然我看不到脑海中的乌托邦，但我认识到、发现到多少问题就会去注意改变多少。一切总会慢慢好起来，对吧。[出自陈楷夫作品，无题。]

那段时间我疯狂内耗，甚至产生了很多极端的想法。活着没什么意义，我可是要成为一颗螺丝钉的。问学长，问同学，他们说：“你别想了，你想得多么多、那么远，你改变不了。你想死，你就从那楼顶跳下去。”我说，那好吧。解决办法就是不想了。现在呢，我总觉得自己脑袋空空的，平平淡淡。也慢慢劝自己，毕竟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自由。好啦，得活，你爸就你一个儿子，得活。我也算跟自己和解了，即便一切都无法颠覆，即便人生已经确定好了，也请相对自由、相对理想地生活。

《我是职校生》，陆千一 著，2025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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