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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主席台上的外国友人都是谁?
关键字: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中)访华期间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大平正芳,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国。第一次到中国是29岁那一年。1936年大平正芳大学毕业进入大藏省(日本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被派往位于张家口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当时,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他感到震惊,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
第二次来到中国是30多年后。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这次访华拉开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在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中日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时有句话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让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无法接受。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通恳切的长谈:“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大平正芳的这番坦率表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他提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为中方接受,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满。1974年,大平正芳再次亲赴北京进行航空协定谈判,临行前不断接到恐吓,不得不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最终平安抵达北京。
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12月,这一次是作为日本首相,来华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邓小平,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很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大平正芳还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1979年以来的27年中对中国建设发生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
北京会谈后,大平正芳还游览了西安,以示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重视,并写下意味深长的四个字——“温故知新”。面对西安民众的鼓掌欢迎,他开心地对妻子开起了玩笑:“应该把选区搬到西安来,不用拼命竞选也能赢了。”
半年后,大平正芳辞世。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李光耀(1923年09月16日——2015年03月23日):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机场迎接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李光耀,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
李光耀在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时敌对的政策,李光耀会晤过会晤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多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响。
有学者总结,李光耀曾助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发前夕,邓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从李光耀那获得启发,学习新加坡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经验,并由此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但仍然在推动中新的第二轮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由此通过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了长三角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创了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在本世纪初,李光耀又推动了中新第三轮合作,建立了一种更加环保、更具生态意义的经济模式,即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种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
李光耀曾表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1920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2007年6月24日,何振梁(右)与萨马兰奇在第十三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开幕式上,共同欣赏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曾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任内成功推动奥运会商业化,让国际奥委会脱离财政危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出重大帮助。萨马兰奇对中国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真正朋友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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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敏洁
- 最后更新: 2019-01-05 17: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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