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手机横屏观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了书法、绘画，还有一种器物在士人推动下，达到了艺术巅峰——瓷器。

瓷器与陶器相比，质地更加坚硬、颜色更加鲜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爱，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没有装饰的素面瓷。

（建窑黑釉兔毫盏，宋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种审美，由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推向了极致。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瓷器制作过程中，因釉面会产生开裂，称为开片。

有时开片甚至密布表面，这种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

（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自然缺陷产生的裂纹，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迹，人称“蚯蚓走泥纹”，这些自然产生的现象，代表着士人审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也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宋瓷是中国瓷器艺术的最高峰。

（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北宋/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经有了属于他们的创造。

而在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世俗的滚滚红尘已经呼啸而来。

滚滚红尘

元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多个王朝的轮回，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经济成熟，各种珍宝文玩的积累达到巅峰，皇帝成了全国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盖章狂魔”乾隆为例，在他统治的60多年间，他亲自盖了2500余件书画作品，并题跋了1000余件。

（唐代韩滉《五牛图》局部，乾隆在此画上的印章不少于8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经在此时传入中国，却只深藏宫廷，作为观赏把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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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铜镀金写字人钟，底层是写字机械人，只需上弦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字迹工整有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唯有商品经济的发达，让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壮大。

一场世俗化的大潮开始上演，市民们没有君王贵族的穷奢极欲，也没有士人的难以企及的雅致，让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标。

房屋内的陈设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间，昂贵的明清家具采用稀有的黄花梨木、紫檀制作，圆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细刻、线条优雅。

（明黄花梨木圆后背交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通体紫檀木的宝座，取材厚重，木质精美，表面满饰荷花、荷叶纹，雕工光滑圆润。

（明代紫檀雕荷花纹宝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为卧室最核心的元素——床，往往本身就做成一个独立空间，由床顶、床围、立柱、月洞门围合，

（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床，通体黑漆、结构稳重，饰以四季花卉和花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房屋中还要装点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风格，彩绘瓷成为时代主流，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等民间喜爱的题材，被绘制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鱼藻纹盖罐，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风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上下装饰的釉彩达15层之多，再加以各种吉祥图案，六幅写实图画，被人称为“瓷母”。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欧洲的贵族也喜欢以中国瓷器装点房屋，但他们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使用260件青花瓷装饰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天顶”，图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艺术博物馆）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还需要展示对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致的文房用具，例如砚台、奇石、毛笔、印章，都是必要陈设。

（歙石螭边长方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个产品都被细致分出最佳的产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笔、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纸等等，国家最有才华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个人品牌，甚至涌现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苏州女工匠顾二娘制作的砚台，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绘画在房屋中同样必不可少，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拥有大量职业画家，客居扬州的郑板桥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兰花、奇石，几乎是大批量反复生产，成为明清人家中的屏风、挂轴、扇子等等。

（郑燮墨兰图扇页，清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尾声

君王贵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匠人技工，共同创造了中国文物的辉煌。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抢掠、偷盗等原因，大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总数超过1000万件。

对于我们而言，不仅要了解这些文物，还要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

它是中国人的文明史，是中国人的创造史，是中国人横跨2万年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