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则提出了新的价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种必备技能，合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翻译成网络白话大致为：懂礼貌、懂音乐、会武术、会开车、会写字，还要数学好）。

六艺并未被社会全部接纳，有的很快被人遗忘。但新的价值追求却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汉代在京城建立“太学”，作为教材的五经被刻于太学的石碑上，大批学生前往观摩，一时间车马云集、交通阻塞。

（东汉时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书写，因战乱被毁，仅余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各类公私教育机构也在各地建立，从受过教育的男子中择优选拔官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士人们历经秦汉、隋唐到宋代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分享了君王贵族的权力，还极大改变了中国文物创造的方向。

首先是书法。

士人掌握着书写技能。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最显著标识。

书写开始变得神圣，逐渐转变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

东晋时生活在浙江绍兴的王羲之在与友人相聚时，以行楷挥毫完成《兰亭序》，笔势如行云流水。

（王羲之《兰亭序》唐代冯承素摹本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闻知先人墓穴毁于战乱，一纸《丧乱帖》先以行书起笔，又在悲愤中转变为草书，笔画粗细相间，文字在纸上跃然跳动，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会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丧乱帖》唐代摹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冠绝古今，书法家变成了新晋“偶像”。

关于他的传说四处流传，高官招纳他成为“东床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丝”，至死也要将《兰亭序》真迹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边的高官同时是书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欧阳询、褚chǔ遂良、柳公权，都在书法领域卓有成就。

（欧阳询行楷书《卜商读书帖》页，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家之人怀素干脆将书法的实用价值忽略，而将艺术价值突出到极致。

他的《自叙帖》以狂草写就，笔画大量简化和省略以致难以识别，但观之则见纵横捭阖、气势连绵不绝。

（怀素《自叙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兴趣也变成了艺术创作，而非治理国家。

宋徽宗赵佶自创新式楷书，笔道瘦细峭硬、洒脱明快，人称“瘦金体”。

（赵佶《欲借、风霜二诗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标识，绘画则是士人的宣传工具。

他们希望用儒家思想规范社会行为，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人物画，率先达到了高峰。

东晋时江苏无锡人顾恺之，正是这一高峰的登顶者。在他的笔下，皇帝拒绝了不遵从礼教的妃子，妃子的衣着长带飘飘，如被风吹动。

（据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为劝告，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而士人心目中最动人的女性，则在唐代仕女画中出场。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画中，她们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发着满满的优雅精致。

（周昉《簪花仕女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不过，人物画的“小世界”，满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们要描绘的是整个世界。

出身于卑微木匠家庭的画家李嵩，他笔下的卖货郎货物琳琅满目，虽然是从局部着手，却描绘出了宋代强大的商业生产。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称，他能在一张图页内画出五百件不重样的物品。

（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家张择端则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视角，全景展现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画时画家肯定借助了尺子和其他绘图工具，舟船、桥梁、车马、建筑，都务求细致、精确，观者通过此画就可以明了其结构和肌理，理性与科学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商业发达、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园生活，变得愈发难以实现，山水画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发展迅猛。

18岁的北宋画家王希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画坛，他的《千里江山图》以11.9米的超长画幅，气吞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