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方官方层面没有对Manus案作出正式回应，但央视、《环球时报》、“玉渊潭天”等官方或半官方媒体，以及相关律师和智库专家的评论，已经大体勾勒出监管部门看待此案的基本逻辑。

第一，Manus案在法律上具有明确依据，监管看的是“实际控制权”，进行的是“穿透审查”。

按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外资进入军工等国防安全领域，或者在重要信息技术、互联网服务、关键技术等领域取得实际控制权，都需要申报。Manus做的是通用AIagent，涉及算法、模型、数据、工作流和产品路线，显然容易落入敏感范围。如果Meta收购成功，拿到的也不只是股权，而是对技术、团队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控制权。

Manus的核心价值，在算法、模型、数据和团队。这些东西并不是凭空在新加坡长出来的，而是与中国研发体系、中国团队积累和中国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如果通过离岸架构，把总部、控制权、高价值研发活动和核心团队逐步转到境外，最后再整体卖给Meta，那就不只是普通并购，而可能意味着相关技术和能力被整体转移。

所以，这个案子要“穿透式审查”。不能只看公司注册在哪里，也不能只看交易文件表面怎么写，而要看交易完成之后，谁真正控制公司，核心技术、人才和数据从哪里来，最终又流向哪里。只要这些关键要素与中国密切相关，监管部门就有理由从国家安全角度进行审查。

按Manus去年12月对外公布的数据，公司上线8个月年化收入突破1.25亿美元，处理超过147万亿token，创建超过8000万台虚拟计算机。

第二，叫停Manus并购案，不是要禁止AI企业出海。

Manus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家从一开始就在海外自然成长起来的公司。它的技术、团队、数据和早期生态，最初都与中国市场和中国研发体系高度相关。后来，在美国监管压力、资本安排和公司架构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它试图通过新加坡架构重新包装自己，最终寻求出售给Meta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化，而更像是在规避监管。企业当然有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但国家监管也必须考虑产业安全、技术外流和长期发展利益。监管不是为了压制发展，而是为了划清规则。企业可以融资，可以国际化，可以做全球业务，也可以与外国伙伴合作，但不能把中国孵化出来的关键技术、团队和数据，通过复杂架构包装之后，绕开中国监管，整体卖给外国科技巨头。

第三，中国的做法并不是孤例，而是符合主要经济体在安全审查上的通行逻辑。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开放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制度安排。美国有CFIUS，欧盟、日本等也都有类似机制。为了让这类机制真正有效，安全审查通常都会坚持“实质重于形式”：不能只看合同怎么写，公司注册在哪里，股权路径怎么设计，而要看最终控制权、核心资产和国家安全影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Manus案进行穿透式审查，并不是什么违反国际惯例的特殊做法。

但是，这套逻辑需要讲得更清楚、更完整、更权威。

因为这些解释，大多还是来自媒体、专家和律师。它们有没有充分代表权威官方声音，外界仍然会打一个问号。到目前为止，真正权威的官方表态，还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布的那一则简短公告。

过去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对这些话语和信号传递方式会稍微敏感一些。看到央视、《环球时报》、“玉渊潭天”和专家评论，大体能品出其中的政策含义。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自己百分之百确定。对体制内话语不熟悉的国内企业、创业者和普通民众，可能更难准确理解。至于那些对中国制度更陌生的外国民众和观察者，他们甚至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些评论，只会看到海外社交媒体上那些抹黑中国法治、唱衰中国科技发展前景的叙事。

既然我们是按照外资安审办法合法合规监管，阻断涉嫌规避监管的个案，不是要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那就该更正大光明地把法律依据和政策考量讲出来、讲清楚。中国需要维护国家安全，但也需要维护企业和创业者的信心。越是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越应该把规则说清楚，把边界讲明白，把个案和一般政策区分开。这样才能让合规发展的企业放心，也让那些试图借个案唱衰中国科技生态的人，没有那么大的叙事空间。

如果外资安审机制能够发布一份更详细的说明，或者由外交、商务等部门以发言人问答的形式对外回应，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这不仅是对外部质疑和抹黑的回应，也是给国内科技企业、AI创业者、技术社区，以及那些希望回国发展的海外技术人才吃下一颗定心丸。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东不压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