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至3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次访华。

自2010年以来，英国对华政策历经演变：从卡梅伦时期承诺的“黄金时代”，到约翰逊、特拉斯及苏纳克政府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的“深度冻结”阶段。如今，斯塔默政府计划推行唐宁街所称的“冷静、成熟的”对华方针。

当地时间26日，斯塔默在访华前夕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表示，英国不必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并强调忽视中国是不明智的。他指出，英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重大机会”。

唐宁街10号消息人士透露，斯塔默认为前几任首相未访问中国是“失职”，他期待加强与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商业合作。一位消息人士称，“视而不见、认为中国无关紧要的做法是鲁莽的，只会让英国更加贫穷、更不安全”。斯塔默也强调，如今应超越所谓“黄金时代”与“冰河时代”之间“过于简单化的二元选择”。

此次英国首相访华，正值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紧张之际。特朗普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对欧盟威胁加征关税之后，又在达沃斯论坛上对欧洲发表激烈言论，导致美欧关系出现历史性裂痕。

作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人，观察者网编辑摩根分享了他对英国首相斯塔默此访的看法，并讲述了在中英关系起伏之间自己的感受与见闻。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作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人，对于“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次访华”这则新闻，你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英国民众对斯塔默这次访华又是什么看法？

摩根：说实话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英国首相访华的决定其实早有迹象。此前法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和西方国家都有类似的动向。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来说，当前正是与美国保持距离、不再完全绑定的关键时期，只是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同。

当然，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中国仍带有一种“陌生的距离感”，很多英国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双方之间的认知隔阂依然存在。

不过谈到英国的对华态度，我回想起“脱欧”时期的一些情况——那时我正在写毕业论文，经常泡在图书馆查资料。当时英国国内曾提出一个“全球英国”的愿景：“脱欧”后，英国可以真正与中国、亚太地区，以及美国、美洲各国开展自由贸易。我当时非常认同这个想法，甚至觉得这一愿景很有底气，认为各国都会愿意和英国做生意。

但结果呢？这一愿景并未实现，当初的设想最终只停留在象征性口号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脱欧”后的英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根本没有能力推进这样的全球化布局。

说到底，英国民众都清楚，中国体量庞大、工业基础雄厚，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能否务实看待这一现实，能否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而不是让价值观差异成为阻碍双方务实合作的障碍。

1月26日，斯塔默接受彭博社专访。

观察者网：据悉，斯塔默首相此次访华将带领一支庞大的政府与商界代表团。对此，你认为中英双方希望营造出怎样的互动氛围？双方有什么预期的目标？

摩根：我认为核心目标是稳定两国关系并建立互信。

实际上，“脱欧”后不久，中国在英国曾有过多项“黄金时代”的投资布局，例如核电、制造业、电信等领域都有中方参与。但后来中方却被排除在这些投资项目之外，表面上是英国政府的决定，背后实则来自美国的压力，迫使英国终止与中方的合作协议。

这对英国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自从大英帝国的沙文主义时代结束以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理念一直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核心价值观。英国对这一理念的坚守，与美国的做法存在本质区别。

因此，“脱欧”后中方被挤出英国市场，无论对中国商界还是英国商界都是一件大事。大家原本期待，即便英国经历了“脱欧”这样的重大政策转变，中英双边合作的稳定格局也不会崩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我认为此次众多英国商界人士随首相访华，核心诉求可能并非达成某项重大的非关税贸易协定，更多是为了建立互信。以中国的电池企业为例，电池领域正是当前中英合作的重点。如果英国企业能展示合作诚意，与中国企业商讨投资，甚至签署具体合同推动项目落地，就能向外界传递英国对中国市场开放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脱欧”前还是现在，中国企业都有充分理由投资英国，只要能够建立起合作信心，加之此次大批英国商界领袖随行，我相信双方会以更多元、更细致的方式推进合作。

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访华时，并未带商界领袖随行，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说到底，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核心仍在于互信。

人们行走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桥上。 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过去八年里，中英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从所谓的“黄金时代”逐渐走向冰冻期。你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作为亲历者，是否真切感受到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

摩根：当然，这件事甚至差点“毁掉了”我的毕业论文。我当时的论文选题，本是研究在英国推行“全球英国”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转向并深化与中国的合作。这篇论文我写了四万多字，结果现实走向与我的研究完全相反，最终只能推倒重来......

不过，我对卡梅伦执政时期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印象并不算特别深刻，但回顾英国“脱欧”以及鲍里斯・约翰逊当选首相之后的那段日子，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两国关系的变化。

在我看来，英中关系陷入冰冻，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施压。英国“脱欧”后，特朗普和蓬佩奥曾访问英国，他们直接威胁英方：如果英国不将中国从本国的商业和工业领域排除，不再扮演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角色，美国就不会与英国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也不再为英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这番话对英国的舆论和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要知道，美国的安全保障是英国国家安全的基石——例如英国的核威慑体系，其核心技术及运作机制完全依赖美国。美国只需单方面切断技术支持，这套体系就会瘫痪。此外，美国至今仍是英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在各种因素叠加下，当时的英国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

我认为，当英国还在欧盟体系内时，所受的美国压力要小得多，正因如此，英中关系才迎来了那段黄金时期；而“脱欧”之后，英国失去了这样的外部环境，只能被迫顺从于美国的压力。

观察者网：既然刚才提到了美国，那么你如何看待斯塔默此次访华与当前英美“特殊关系”之间的关联？如今的英美关系又处于何种状态？

摩根：坦白说，所谓的“特殊关系”，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特殊”。当然，英美之间的历史渊源确实非常深厚。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于二战时期，当时美国宣称英美是“兄弟般”的盟友，双方将保持长期良好的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未有过任何书面协议作为支撑。

还是回到“脱欧”的话题：在“脱欧”进程中，特朗普曾公开说过，只要英国脱离欧盟，凭借英美这份特殊关系，美国绝不会坐视英国陷入困境，一定会伸出援手，让英国获得一份出色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这些承诺最终全部落空。

时至今日，这种特殊关系仍然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情谊。我仍然认为，从制度层面到普通民众，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但这份情感至少在迄今为止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从未真正落到实处。

“脱欧”之前的历史也能说明问题。战后首位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一步步推动欧共体从构想走向现实。也是在那段时间，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遭到戴高乐的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不能让这些“骨子里亲美”的英国人进入欧共体。他核心的担忧在于，如果欧洲要成长为一股新的世界力量，就不能让英美特殊关系搅乱局面、破坏进程。

1958年的时任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而在英国最终加入欧盟后，事实也印证了戴高乐的担忧：美国会向英国施压，再由英国向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施压，为美国企业争取更多利益。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一直是欧盟内部最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者，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持续致力于打破欧洲的保护主义壁垒。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认为英美特殊关系确实依然存在，但其实际分量已远不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