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的转身与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

在民主党内部左转呼声高涨之际，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选中作为民主党提名人选的哈里斯遭遇失败后，并未选择销声匿迹，反而迅速出版了竞选回忆录，对党内高层的失误进行了罕见的公开批评。人们惊讶于哈里斯公然“揭家丑”的举动，也意识到她与党内建制派的关系可能正决裂。

哈里斯此举被普遍解读为一种“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竞选总统，她极有可能以更左翼、更异军突起的面貌出现。目前民主党内虽然涌现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但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知名度和支持基础的左翼领袖仍屈指可数。而哈里斯作为前副总统，知名度无疑是足够的，如果她彻底转型为左翼旗手，或许正好填补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为民主党左翼进军白宫的一枚重要棋子。

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显眼的政坛人物也因立场靠左而获得新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Tim Walz）。沃尔兹在州内推行了一系列大胆的进步政策，被誉为“中西部的平民主义者”。

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有人称赞沃尔兹拥有全美最激进进步的执政纪录之一。虽然沃尔兹相对低调温和，但不可否认，他证明了激进政策在实际执政中可以取得成功，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

2024年8月6日，卡玛拉·哈里斯和她新选定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

相比之下，加州州长纽森则显得有些迷失方向。纽森原本以进步立场闻名，但近年来他的政治定位飘忽不定：一方面高调推进加州的进步议程，另一方面又开播播客与右翼人物对谈，批评民主党品牌“有毒”并抛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论调。例如，他在个人播客中突然表态反对变性女性参加女子体育竞赛、弃用“Latinx”等激进用语，甚至邀请史蒂夫·班农等极右翼人士对话。这些举动令民主党人困惑不已——有人惊呼“纽森到底怎么了？”。

纽森本人否认是在“变色”，但承认民主党形象存在严重问题，如精英化、自以为是等，需要努力改变。无论纽森的真实盘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摇摆、不够坚定的形象使他很难成为多数人拥戴的对象。

总的来看，民主党全面左倾只是时间问题。2028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极可能是一场建制温和派与进步左翼的殊死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举类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线人选，不仅难以战胜共和党，更可能引发部分选民被迫投特朗普。未来三年，美国政坛或将看到民主党经历“破茧成蝶”的左翼重塑——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民主党自救以求胜选的必然选择。

民主党左翼力量的上升将会如何影响中国？

民主党左翼崛起不仅将重塑美国内政版图，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利益也会产生深远影响。从总体上看，美国政治的极化（无论极右还是极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国政府更加内顾内耗，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华压力。

极右翼和极左翼虽然在理念上南辕北辙，但有一点颇为相似：他们大多对全球干涉和对外“输出民主”兴趣不大，更倾向把精力用于国内议程。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左翼政客固然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不太愿意将人权作为对华全面对抗的工具。

相反，传统建制派常常高举人权的旗帜，推动各种遏华举措。可以预见，若民主党左翼在未来掌权，他们不会特别关注中国事务，因为左翼更关注的是美国自身的社会经济改革。

事实上，无论极右还是极左，在对华态度上往往都没有建制精英那么强硬。极右翼的“美国优先”派主要不满的是全球化导致美国吃亏，他们关心的是贸易赤字和制造业回流，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中国。极左翼方面，他们奉行的反战立场使其倾向于对华批评但不敌视。

伯尼·桑德斯等进步派领导人多次警告不要开启新冷战，认为美国应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国内问题、与中国开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而非陷入零和对抗。桑德斯直言，华盛顿如今把美中关系看成你死我活的经济军事斗争，这是危险的共识，应当避免将两个大国拖入冷战僵局。

桑德斯近期表示，若马姆达尼赢得纽约市长选举，将成为“挑战寡头统治的信号”。

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对华态度和拜登相比明显温和。此外，23位国会进步派众议员在反对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时发表的声明所说：

“美国完全可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必发动一场新的冷战”。

更进一步，当民主党左翼或共和党极右轮流执政、彼此在国内斗得难解难分时，中国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见，未来极右和极左轮流执政，每一届政府都忙于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体系，那么美国政府恐怕无暇腾出太多精力来一致对付中国。右翼执政时，他们忙于清洗“深层政府”，需要稳定军队和情报体系，不敢贸然对外扩张；左翼执政时，他们又要清洗右翼留下来的新的“深层政府”，同时与国内资本势力做斗争，以及推行社会福利改革等宏大议程，对中国的优先级自然也会降低。

目前特朗普正在对官僚体系进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后左翼执政，又会将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员清除，再换上进步人士，以致经验丰富的中立公务员越来越少。这种行政系统的剧烈震荡，可能导致美国对外交往政策摇摆不定甚至无法有效执行。

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这种局面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内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国，可能时而释放善意、时而又因国内政治需要采取敌视行动。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美国政策极端化和反复性的准备。

面对美国政治的新变化，中国宜采取冷静务实、广交朋友的策略。中国可以尝试寻求“求同存异”的交流。左翼政客关注社会公正、减贫和平等，这些领域正是中国所取得巨大成就并愿意分享经验的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曾称赞“帮助8亿人脱贫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就”。这些经验如果通过合适途径介绍给美国左翼人士，或许能增进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语言。同样，中国在清洁新领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为双方合作的话题。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军者，而美国进步派非常重视气候行动，双方在这一领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左右两翼在国会投中的一些“交叉联盟”现象为中国提供了启示。近年来，关于中国的强硬法案并非总是一边倒通过，时常有进步派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联手投票反对。

例如，2023年国会讨论全面封禁TikTok应用时，就形成了兰德·保罗参议员（共和党极右翼）与AOC、贾马尔·鲍曼众议员（民主党极左翼）共同反对的奇景。他们都认为直接禁TikTok违反言论自由，是政府过度之举。这一“意外联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过。

又如，一些涉华制裁或敌对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坚决支持，而极左和极右基于各自理由投下反对票或弃权票。

总之，美国民主党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个政治光谱的极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美国政策可能更加难测，国内政治服务于外交的情况增多，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争议或有新形式表现。

机遇在于，美国内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对华强硬路线，为中国争取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面对一个可能大幅左倾的民主党和愈发两极撕裂的美国，中国更须秉持战略定力和灵活策略，在变局中寻新机，在竞争中谋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