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破晓东方》（原名《战上海》）根据刘统教授的纪实文学《战上海》改编，剧情以上海解放一年的历史为叙事中心，全景式铺开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接管政权，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用一年多时间把一个经济失衡、民生凋敝、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旧上海，成功带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上海。

创作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觉醒年代》等党史大剧的编剧龙平平表示，这次作为《破晓东方》的编剧，他以上海作为这次伟大转折的舞台，用群像式的人物描写和创新的情节设置为“三座里程碑”的史诗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就在电视剧开播前两天，刘统教授因病去世，龙平平在朋友圈发文悼念。《破晓东方》的开播，也是对刘统教授在天之灵的告慰。

观察者网：龙老师您好。回顾您之前编剧的几部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历史大剧，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到《觉醒年代》，都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转折期”，这次的《破晓东方》，您作为编剧，为观众呈现的是否也是另一个具有鲜明历史意义的转折期？

龙平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有三座里程碑，分别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改革开放。

就我个人的作品来说，《觉醒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把中国共产党“从红楼到红船”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用电视剧的形式展现出来。过去，由于这段历史涉及许多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讲透，大家对此也不是非常了解。现在，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根据总书记和中央对建党的最新重要论述，写了《觉醒年代》，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让青少年了解并记住了建党先驱。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的则是1976年到1984年间改革开放的推进。很多年轻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成长，然而他们对清朝后宫里的妃子如数家珍，反而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非常陌生，不知道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由谁开创的、经历了怎样曲折的社会和思想转变。《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清楚了“现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来的”，弥补了大家认识中的空白。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觉醒年代》分别描写了“三大里程碑”里的两座，也就是建党和改革开放，而《破晓东方》刚好补上了新中国建立这块拼图，这样一来，这三部电视剧就组合成了一篇关于“三座里程碑”的史诗，理清了中国同共产党领导的20世纪发展史的脉络。我说得自信一点，如果要学习党史，就可以看这三部剧，看完之后就能基本掌握了。这就是《破晓东方》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图片来源：网络）

观察者网：作为“三座里程碑”史诗的最后一块拼图，《破晓东方》在主题上与您的另外两部作品有什么传承和区别？

龙平平：这几部剧是环环腔扣的。从主题上来说，《破晓东方》是《觉醒年代》的续集或者说“升级版”。

《觉醒年代》的主题，用剧中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李大钊名言来说，就是“我相信，一百年后的中国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走别的道路都不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破晓东方》的主题又更进了一步。《觉醒年代》的主题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而《破晓东方》的主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通过上海这一年的变化，证明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不仅能打破旧世界，更能创造新世界。

之所以说“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是因为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数志士仁人探索了多条道路，但都没有走通，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了。而上海这一年的发展证明了，面对这样一个经济、金融的烂摊子，靠别的制度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

只靠上海本身是解决不了“两白一黑”等问题的，必须依靠全国的支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东北的大米、武汉的纺织品和各地的煤炭都用于无条件支援上海，各地先“勒紧裤腰带”，把作为核心地区的上海稳定下来，再让上海支援其他地区、稳定全国经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像这样举全国之力来发展上海。

观察者网：您选择上海作为上演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舞台，是否也是因为这座城市具有某种特殊性？

龙平平：《破晓东方》讲的是1949年4月到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间的事件，它的视角不是全国，而是上海。

正如前面我们说的，我写的这三部电视剧其实就对应着总书记说的三大里程碑，这三大里程碑涉及到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北京大学，《觉醒年代》里北京大学作为一个载体出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主人公也是北京大学的；第二个是上海，《觉醒年代》从上海的《新青年》到上海建党，《破晓东方》也是以上海作为故事的舞台，可以说是“上海起，上海落”。

为什么选择上海呢？因为上海非常典型：上海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非常繁华，不亚于西方大都市；而国民党临走前对上海的破坏非常大，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整个上海就是一片废墟。所以，当时国际舆论都认为，共产党能够在上海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不可能巩固政权，“土包子进城”的共产党没有能力解决上海的城市管理问题，因为上海作为最典型的半殖民地，命脉基本掌握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手中。

比如说，1949年时，上海家家户户用麻袋装金圆券，但一麻袋金圆券还换不了一斤粮食。我创作剧本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场面就是，一条街上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麻袋，麻袋里装满了钱，清晨，家家户户门一开，男女老少蜂拥而出，扛着麻袋出去抢购——晚去十分钟，可能又会涨价。

解放前夕，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的上海人民（图片来源：网络）

而且，中国共产党当时确实没有经验。比如，“百万雄师过大江”开进南京之后，就发生了很多荒唐的事：闯进司徒雷登的官邸，在总统府里养马等等。所以，能不能接管好上海、管理好上海，特别是能不能够恢复秩序和经济，让“嗷嗷待哺”的几百万人安定下来，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把解放上海定义为“新中国第一大考”。解放北京考验的是政权建设；而解放上海是一个全面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考验，因为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经济能否恢复关系到整个新中国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

我们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了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为此，进行了几场大的战役，毛主席称这些战役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军事上的淮海战役为全国解放扫清了障碍；而如果打赢了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就能为整体经济的恢复奠定基础。所以说，我党在解放初期在上海的斗争是创造契机、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