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几乎是完全竞争的，受管控产业或行业较少，故市场化程度更高。相比之下，服务业的行业限制较多，如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电信、金融服务等。一般而言，竞争性行业容易出现供给过剩，而管控性行业容易出现供给不足。

例如，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长期都处在人满为患状态，说明供给不足；各地学区房价格高企，说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今年1月17日-5月17日，英国国家美术馆到上海博物馆展出其收藏的部分油画，展览场地不大，却吸引了本地和外省市的大量观众，几乎天天爆满，上海博物馆开馆以来首次24小时“不打烊”，说明高品位文化艺术品展览的供给不足。

上海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作者摄于5月16日上海博物馆现场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十年我国究竟是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比重还是服务业的比重呢？

首先，坚持高水平的开放，成为制造强国的目标是必须坚持的。因为目前中国外贸企业约有641万家，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000万个，带动就业约1.8亿人（以制造业为主）。但要想继续保持出口高增长，出口份额的进一步提升，似有难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部分中低端产业外迁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走弱是长期趋势，不利于我国的出口增长，加上美国对中国各种打压。

中日韩印越五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图片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我国出口的韧性非常强，其全球份额的长期提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20年前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的占比超过50%，如今已经降至20%左右，但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却在持续上升。这说明未来十年中国出口并不至于大幅下滑。尤其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回落，也有利于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

1998年至今主要新兴经济体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图片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过去30年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仍是升值的，这恐怕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中十分罕见。如过去30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贬值超过90%。因此，只要保持国力强盛，不用担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问题，而适度贬值则有利于出口。

实际上，制造强国的目标与提高服务业的占比并不矛盾，因为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此外，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大大超过制造业，即服务业增加值每提升一个单位，带动的就业增量远大于制造业增加值提升一个单位。

比较中、美、日三国的服务业占比，发现美国显著高于日本，日本则显著高于中国。即便按照同样的人均GDP水平（美元现价）比较，中国目前为12720美元，对应的服务业占比为52.8%，而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1272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水平时，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63.6%，日本在1986年人均GDP达到该水平时，服务业占比为60%左右。如今，美国的服务业占比为77.6%，日本的占比为71.8%，这两个国家均为全球制造业强国。

不同人均GDP水平下中美日三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按美元现价）。图片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由此可见，增加服务业的占比并不会削弱制造业的强国地位，反而会进一步优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今年年初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实际上也是基于房地产长周期回落和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基本面，促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当然，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需要扩大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首先还是要畅通内循环。目前我国的居民部门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大约在52%左右，而美国达到70%。

因此，核心目标就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变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局面。具体举措无非是从增量和存量调节两方面入手，增量通过增加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存量调节则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由于过去2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较快，加上受三年疫情影响，当前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并不算高，但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大幅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其主要原因是在分税制下地方和中央之间存在事权和财权之间的不对等。

主要经济体政府杠杆率水平比较。图片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存在相当一部分隐性债务，而且这部分债务的举债成本比较高，需要通过发行低成本的债券来置换，如中央财政发特别国债来置换地方债，允许地方政府获得发行再融资债的一定额度，通过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低息资金来降低债务成本；此外还可以考虑拉长债务期限，非债券类债务展期，如遵义道桥实践银行贷款展期等。

新发展格局下，要让内循环畅通且活跃，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保持各个环节都能各司其职。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更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建成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对标的应该是同样是人口大国的美国，而非日本。但未来十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7%；美国只有18%。这意味着我国今后在医疗和养老金等方面需要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

中美人口老龄化趋势比较。图片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然而，我国的优势恰恰就在大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上。假如我们把各国的政府杠杆率的分母（GDP）换成政府资产，这从财务角度上完全合理，那么，我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因此，我们不用过于担心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但需要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

总之，每个经济体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资本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增速回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过程，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跨越过程，无须悲观失落。中华民族作为全球最勤奋和最自律的民族，人均国民收入不会更不应该止步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收入水平上。当然，在外部环境变差的大背景下，今后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一定要坚决形成双循环下的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的开放，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坚持经济结构改革。

当前经济处于恢复期，结构性问题不少，面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局部性或区域性风险，应该及早处置，防患于未然。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大系统，避免挂一漏万，需要加强预期管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