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数字经济标准及地方产品认证带来的复杂合规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正是当前急需关注的重点。我们都知道要把相关标准落实需要关注执法层面的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我们在执法层面和执法政策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改革呢？

刘志彪：无论是为“反内卷”的角度还是从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服务的角度也罢，执法政策的核心都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所有经济政策出台前都必须接受竞争政策的审核修订，才能贯彻执行。

未经竞争政策的审核修订，所有政策都不能马上发布。一旦违反竞争政策，所有政策都必须打回重审。这正是我国很早之前就提出的，“在经济政策中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真正含义。

未来竞争中，竞争政策也是最妥当的政策。只要严格贯彻竞争政策，就等于在法律层面落实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律体系的目标。竞争政策主要是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交易法”等方面构成的，构成对企业与政府如何参与竞争，如何行使职能做了系统性规范。

因此，在如何完善竞争政策及其司法执行方面，我的建议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适配，补足仍存的空缺。例如，现行竞争政策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力度偏弱、处罚不够严，应予加强。

反行政垄断，实质就是反对地方政府对地方尤其是对经济的随意干预，反对地方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比如在招投标领域的不当行为。这些在竞争政策里面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对于“反内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法理上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执行中央关于确立“竞争政策应成为经济政策基础”的指示，将竞争政策置于市场竞争的主导地位，进行考虑和执法。如此，中国的内卷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

观察者网：您刚刚多次强调“主场全球化”这一理念。放眼未来，中美之间大概率将继续朝着脱钩断链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切实推进主场全球化？我们都知道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巨大需求，却因购买力不足而难以释放；与此同时，欧美虽然拥有财富，却面临消费需求天花板，并且正在新增更多的产业政策排斥我国产品输入。基于这种现实，从国际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如何探索新时代主场全球化路径，如何同步构建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

刘志彪：“主场全球化”与“客场全球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所依赖的市场不同。“客场全球化”主要利用西方市场，中国生产端在国内扮演“世界工厂”，投入和产出两端皆指向国外。这种模式在早期规模尚小的发展阶段可以行得通。但当中国经济体量、规模、影响和地位都显著提升后，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完全依赖海外市场来推动增长肯定会遇到诸多问题。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都应是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出口，那么发展的目标便与最终目标偏离。同时更根本的是，西方也不可能完全吸纳中国如此巨大的产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发展到现在为止应该要利用自己的不断成长的市场来发展自己，利用自己的市场来实现“主场全球化”。在这一新格局下，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能不能打通经济循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我们能不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如果我们把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视作两个不同的物体，那么只有当国内市场足够庞大并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后，才能对国际市场产生足够的引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所谓的利用国内市场吸收国外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然后利用国内统一市场推动企业向外走。

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落在国内是不是一个统一大市场上。所以多年来，我始终关注并倡导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可以说是研究这个领域比较早，乃至最早的一批人了。我也撰写了大量文章、媒体评论及政策报告，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我觉得我们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应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规则的统一阶段，其核心在于破除之前的行政格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开放与规则一致。这一阶段是第一步，是之后阶段的前提，也是最关键的基础。但光实现统一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建设。

我们国家市场建设的第二阶段应该是“壮大市场”。统一大市场的问题不仅在“统一”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市场要大”。统一是前提，大市场才是落脚点。那么要壮大市场，就必须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这个意思就是优化供需关系。

一方面，通过调整和升级供给结构，使之适应居民收入提升后更高层次、更多样的需求，从而扩大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把需求侧管理摆到突出位置，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之后，需求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原因很简单，在短缺经济时期，你的供给增量就是你的经济增量。因为市场决定了，你的东西不愁卖，只要生产出来就能销售；但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经济总量最终受制于“短板”，也就是你的需求量。你的供给可能大于它的需求，所以最后的经济规模直接与需求量相关。

所以需求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把需求端放在与供给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的位置。过去我们一直在讲“供给创造需求”。这个话成不成立呢？我认为“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在两种情形下依然成立：

其一，在短缺经济中，只有先生产，市场才能有供应，才能运转；其二，对新产品而言，没有新产品的出现新的需求就不会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供给创造需求。

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需求不变，仅靠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并不会扩大总需求，新增供给往往只是挤占了旧产品的份额，总需求能力并未增加。而要真正放大经济规模，就需要不断以形成新发展格局为目的、以做大市场为目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为中心扩大社会总体需求，推动以人民和消费为导向的市场壮大。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也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论连在一起的。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的常态，需要扩张总需求来扩张经济总量，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不扩张需求，供给就没法扩张。在过去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下，“需求是一个慢变量，供给是一个快变量”。这和传统经济学是相反的。

在传统经济学中，“供给是慢变量、需求是快变量”，所以我们要进行短期需求管理，重点刺激供给来实现供需平衡。而在中国当前体制，供给是一个快变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产能上升速度有多快。无论是之前提到的新能源车、电池还是光伏，中国的供给都已经快速提升至世界的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

中国光伏产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我们的需求上不来，所以调节需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只有我们把需求侧管理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他们的产品更加对路才能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壮大，这是第二阶段。

我国市场体系在完成规则统一并逐步做大之后，还需迈向第三阶段——由“大”转向“强”，形成所谓“强大的市场”。所谓“强”，指的是功能强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与经济效益，更体现在市场功能的全面提升：能够更有效地调节资源分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企业布局，并通过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这些都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功能。

当然打造功能强大的市场是未来的重要方向，现在的政策的重点仍是将“统一市场”的改革及时转向“壮大市场”的改革。唯有同步推进统一与壮大市场，才能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反内卷”的进程中，让企业与民众获得更多实惠与满足，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

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实现经济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需相互配套。当前我国正经历彻底的经济转型——从主要为欧美市场配套转向面向全球，尤其是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国内市场，实现针对相关国家在市场与产能两方面进行配套。基于这一背景，您对货币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措施设计方面，有何建议？

刘志彪：我前面讲到，需求管理必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供给结构，使其不断适应我们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需求侧管理，需要通过更为宽松的需求管理来托底。

当前我们的PPI好像已连续三十多个月下行了，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宏观政策理应以宽松为主，通过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叠加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

至于如何实现具体的需求扩张，我就不展开了。但有一点需要强调，不少人担心财政、货币双宽松会引发通胀，其实我们离通胀还很远。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产能过剩，这不具备引发通胀的条件，供给端并不存在推高价格的条件；真有涨价苗头，宏观政策再收紧即可。

现在我们的政策再宽松一点不会引发严重通胀，因为我们处于产能过剩阶段。而且其实我们国家现在政策也比较宽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进入流动性陷阱里，央行和财政出来的资金很难进入到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但是过去我们靠房地产将土地变现，政府再进行投资，资金才能周转。如今房地产市场不行了，土地财政几近失灵，政府手里没钱，资金循环随之断档。所以现在需要让资金循环起来。

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市场化，如果资本市场能够壮大起来，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然后推进投资也行。但是它是一个中长期任务，不能马上解决。所以建设资本市场调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但是他是一个中长期任务，不能马上解决，所以在现有情况下，你要刺激经济，就需要研究有效的经济政策，不仅要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也要畅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