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灭后，先后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杨增新、金树仁等都效忠于中华民国，完全接受民国政府的政令。在苏联成立的1922年，新疆仍牢牢地掌控在中国政府手中。因此，罗友枝所谓“新疆自1922年起在事实上脱离了中国控制而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纯属无稽之谈。

作为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资深学者，罗友枝不可能不了解上述如此简明的史实，她为掩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不惜采取断章取义、取其一而不及其余的做法，着实令人不齿。

谁在为“暴恐”势力“构建历史”?

罗友枝还提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家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都极力提倡汉化、消除其他民族特性，这促使了强烈的汉民族意识的产生。因此，“虽然宪法一直定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坚持中国应以汉族为主导”，其本质仍是“坚持民族主义”。

这一论述表明了罗友枝对相关历史的无知。首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就已明确把“中华民族”解释为包含蒙古、藏等国内各族在内的大民族概念。其次，在政治实践上，民国政府延续了晚清以来新疆、台湾、东北建省的趋势，先后建立热河省、察哈尔省、西康省等；与此不同的是，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

对民族身份的辨别，是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1950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最终确定56个民族。在这样大的范围中进行民族识别， 是世界民族研究史上空前的创举。如果按罗友枝所说，我国坚持汉民族主义、追求以消除其他民族特性为目的的汉化，那么，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识别那么多民族？又何必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

此外，罗友枝对“东突”问题的暧昧态度，也非常值得警惕。她认为，正是汉民族主义的兴起、汉化运动的压迫，才有所谓“1933、1944和1949年几次试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失败”。言外之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数次“东突”暴力事件具有正义性。她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与民国时期相似......也不断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强调其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控制”，“使用突厥语系的新疆穆斯林拒绝国民党的同化话语，也同样抵制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政策”。尽管在罗友枝发表这一论说的1996年，“东突”尚未被联合国定为恐怖组织，但其恐怖活动已反复出现，分裂中国的图谋也非常露骨。罗友枝的此番言论，难道不是刻意为“东突”分裂势力“构建历史” 吗？显然，这已经不是一种史学观点，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表态了。

要之，罗友枝一方面杜撰所谓“汉民族主义”是清末民初边疆地区离心倾向的原因，另一方面，极力推崇蒙古、藏、维吾尔等族的 “民族主义”，构建一种“非汉”民族主义的、政治化的历史叙事，解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事实，其危害不仅是要跟我们争夺学术话语权，更是为了解构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构建历史”。对这一本质，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