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也可以考虑对可能接管码头工作的丹麦马士基集团开展工作。近期，丹麦与美国围绕格陵兰岛的争端尚且自顾不暇，丹麦企业又卷入到中国在巴拿马的资产争夺之中。须知在十多年前的2014年，彼时中国商务部就出手否决了马士基、地中海和达飞设立航运联盟P3网络的计划，让这个美欧都大开绿灯的航运整合设计破局。如今的中国，工具箱只会更加丰富。

归根结底，中国优势的底气在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建设性。我们才是真正具有全产业链投资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且还愿意按规矩办事的一方。相比之下，美国则是靠给人做减法、违背经济比较优势规律来给自己霸权续命的一个。延伸到中美两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中企才是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深入拓展，并能占据市场比较优势的一方，而美企的能力与意愿正在不断降低。

这也就导致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看似咄咄逼人，往往先声夺人；实则自相矛盾，最终一地鸡毛。一方面他要加速劫夺资源，为此拼命拆台，契约变“弃约”，不惜抢劫。可一旦瞄准的资源需要投入大资本、注入建设性，就会瞬间拈轻怕重。

不久前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也唤不回美国油企的投资。巴拿马运河也是同理，正如前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巴里·麦卡弗里（Barry McCaffrey）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巴拿马人的支持，美国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运营这条运河。而对于如今的美国，投入外交和经济资源又成了规避选项。所以，特朗普气势汹汹的侵略多半会虎头蛇尾，沦为“赢学”。

正因如此，笔者建议在后续的反制中，我们要敢于援引《反外国制裁法》，对巴拿马反华政客、无良法官以及背后挑唆操弄的美国政客及其直系亲属、金主发起制裁，哪怕相关人士暂时没有在华利益。就让这些制裁一直挂着，随着中美建设性的此消彼长，我们的制裁会有见效的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中国的建设性还将迎来更大空间。通往钱凯港的两洋铁路去年再度引起热议，根据最新规划，美洲货物由此到达中国的时间比已有线路缩短10-15天，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也将大大降低，还将进一步压缩美国通过巴拿马的造牌。

但另一方面，这条铁路的修建难度，并不亚于上百年前的苏伊士运河，中国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伟大控场能力，才能驾驭起这样的工程。

两洋铁路示意图

我们的建设性是我们维权的根本保障，但我们的建设性也需要我们维权能力才能更好地彰显。

六、虽然挑战丛生，但我们正在前进

最近风波不断，笔者也看到不少朋友的心急，希望国家对每一场挑衅都重拳出击。但正如笔者在有关安世之乱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我们不可能次次都由国家出面一榔头怼过去，企业本身的站位与能力也非常重要。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布局的国家，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必然需要政企之间根据轻重缓急开展联动。

拆房子总比造房子快，所以建设性的一方见效会更慢。分手难度多比牵手快，所以想要融入到对方市场要花上更多的精力。当君子总比做小人要求高，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可能堕入“狗咬狗”的逻辑陷阱。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事实上，但凡稍微拉长一下时间线，就能看到我们总体在进步。以航运为例，中远海运集团已经在境外设立企业1049家，先后取得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秘鲁的钱凯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港等一些区域枢纽港。招商局集团在62个国家设立425家企业，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使当地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平均提升40%，显著优化区域物流效率与国际贸易竞争力。

中交集团在海外投资了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尼日利亚莱基港、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柬埔寨金港高速、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以色列阿隆塔沃燃气电站、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丹吉尔科技城等标志性项目。

在规则设计方面，中国也有了长足进步，1999-2015年我国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提案总数合计仅为日本的1/4和英国的1/3，但2021-2025年我国提案总数已连续5年位列成员国首位，被采纳率接近2/3。

同样拉长时间线，对方的反噬才刚刚开始。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1月，荷兰半导体巨头阿斯麦宣布启动一项大规模裁员，预计将裁撤1700个工作岗位，裁员重点是技术研发与信息技术（IT）等核心部门，并且裁员岗位“主要集中在荷兰，部分位于美国”（mostly in the Netherlands，with s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再以航运数据来分析，特朗普的贸易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该领域的实力，根据航运业分析师对美国十大港口的统计，2025年末美国集装箱进口量出现连续四个月下滑，其中去年12月美国集装箱进口量同比下降6.4%，至190万个标准箱；11月则同比下滑5.7%。避税还将导致这一趋势在2026年大概率延续。

2025年下半年美国集装箱进口量大幅下降（左图），且与其他国家差距正在拉大（右图）。图表来源：彭博社

所以着急归着急，信心还是要有的。对方的烂，可能比咱的学习还快。“不会造物的终将陨落。”

七、面向全局，我们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维权体系

当然，对方的烂，不是我们躺下不学习的理由。为了加速历史进程，少受憋屈的损失，我们就要正视自己在反制裁领域的不足。这不是凡事都指望国家的行政与军事手段来“虽远必诛”，而是迎接挑战，把一次次危机变成转危为机。

最终要达成的效果，就是像铁原阻击战那样，每一个单位都有一套反制裁手段，各自阻击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侵犯，但又是在一个体系内的高度联动的。从实践经验来看，就像芯片行业需要场景跑通一样，很多反制裁手段也是在一个个案例中去不断打磨的。

首先，从思想上，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不干预他国内政”原则，严格界定“非法干涉”与“依法维权”的界限。尊重是互相的，当我国企业与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他国侵害，我国的投资、援助与善意被滥用和辜负，那么“该出手时就出手”。相关的外交干预、法律援助乃至国家制裁就该理直气壮地用起来，无非是剂量问题，而不该教条主义。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我们需要加快完善对于海外投资的立法体系，当前最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恰恰是一系列境外投资维权的法律，像美欧那样出台中国版《对外援助法》《建立欧洲投资法院体系条例》，完善已有的《反外国制裁法》，并制定涉及对外投资权益保护的专项法律，安排经济维权、政治干预、司法救济乃至武装安保的相关条规，填补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法律空白。

法律一旦确立，就可以建立我国跨部门的反制裁协调机制，乃至设立专门的反制裁部门，专项处理中国企业和个人海外维权与制裁反制相关事宜。积极推动政企协同、企业联动、供应链协作，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力。

此外，还要积极组织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并从外资投资集中的区域入手，逐步推进我国在海外非政府组织、咨询服务点、安保公司、传媒平台的推广，与使领馆一道，就近助力相关国家的中资企业维权，从而形成一张产证经研学的大网。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我们可以整合企业、媒体与当地外交机构的信息资源，建立动态更新的风险识别监测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领域的专家库、案例库和数据库，不仅方便不同行业、区位、案由的相关人士检索参考，还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训练反制裁垂类模型，提供决策依据。

甚至，借鉴上文提到的美国案例，在信息、数据与经验的积累中，设计我国版本的投资国风险指数，再由此形成各种预案，将我国的法律、信用评级和信息技术等服务产业同步前推。

当我们有了法律、组织、信息的支持，反制裁工作也就能由单点的就事论事，延伸到完整的体系构建，对内向出海企业进行宣导与培训，提升其内控与风险管理水平；对外则积极推出行业标准、设定投资交易的规则、设置行业指数、完善商品及其衍生品的市场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出我国的行业仲裁与调解法庭，形成一个多边立体的维权实务体系。

当然，规则的建立不仅是道德感召，也需要必要的强制力做好执行的兜底。笔者相信人民海军会越走越远，以未来十年为期，我们一定能批量化闯出第二岛链，迈向更远的深蓝，届时将有更多强有力的保障。而强制力的兜底之上，便是上文的一系列综合手段，共同形成我国企业出海维权的庞大工具箱。

中国海军装备的“跨代领先”已经近在眼前

半年前，中美在联合国激辩中国的海洋战略，美方代表妄称：“中国广泛且非法的海洋主张和侵略性行动显示其对海洋安全和商业构成威胁。”

当美国这么说你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既然它们这么爱臆想威胁，我们不妨让它们如愿收获“威胁”——这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中国与全球平等相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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