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七月，经过漫长的众参两院讨论投票后，达达里奥第二次提交的修正案（编号H.R. 5404）终于送交总统约翰逊签署，正式成为90-407号公法（即所谓“达达里奥法案”）。公法第一部分“基金会职能”，首次添加了有关“应用研究”的内容：“授权基金会在学术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发起和支持包括应用研究的科学研究。在总统的指导下，授权基金会通过其他合适组织支持与涉及公共利益的国家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研究。”

“达达里奥法案”意味着NSF将不再仅仅从事基础研究和相关教育活动，应用科学接下去将可以以合法方式进入NSF争夺资源（经费）。事实上还在法案通过之前，Science杂志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发表的评论中已经指出：“达达里奥建议NSF应该对社会需求做出更多的回应。这一建议只能导致NSF角色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逐渐被迫支持科学的应用，而不再专注于科学概念和知识的增加。”

一九八一年三月，NSF成立了独立的工程理事会（Engineering Directorate），下面设四个部门，囊括了电气、化学、土木、计算机、系统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应用力学等方面。工程理事会的成立，意味着工程师们终于把应有的地盘夺了过来。事实上，NSF所能拿到的全美国年度科技研发总经费的1.5%这个小盘子，早就不能都用来资助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基础科学”了，而现在工程师们更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在这个小盘子里分肉（申请项目）了。

NSF作为“基础科学堡垒”的沦陷

仅仅参与分肉当然并不能让工程师们完全满意，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人提交要求成立“国家技术基金会”的法案，结果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工程师们再下一城：参众两院完成法定投票程序，经总统签署，又一个修正案《一九五〇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有关工程学的修正案》成为第99—159号公法的组成内容。

该修正案对NSF基本法案进行了全面修改，在三十六处“science”和“scientific”后插入“engineering”（工程学、工程学的），在三处“scientist”后插入“engineer”。比如原法案中的“科学和教育活动”改成“科学、工程和教育活动”，“科学价值”改成“科学和工程学价值”，等等。

第99—159号公法，又称“1986年国家科学、工程和数学授权法案”（来源：congress.gov）

工程师们的“平权”斗争，最高诉求是单独成立自己的国家基金会，退而求其次是将NSF改名为“国家科学与工程（技术）基金会”，最低诉求才是要求NSF基本法案将“工程”与“科学”并列。上述修正案其实只满足了工程师们的最低诉求，但这毕竟意味着“工程学”从此得以名正言顺与“科学”分庭抗礼，成为两个平行系统。

一九九二年十月，Science杂志发表社论《NSF的未来》，说NSF正在面临三重抉择：一、进一步介入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领域；二、保持现状；三、回到最初。社论希望NSF“不忘初心”，“在美国大学中培育免费的、基础的、以好奇心为导向的研究”。

同年十一月，一个专门委员会发布了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基金会：NSF的进步框架》。报告一方面重申NSF的主要使命，另一方面却建议将经费部署在“满足国家目标的科学战略领域”。Science杂志揶揄这份报告像“神谕”，不同的人可从中解读出不同的观点。然而NSF前主任布洛赫明确支持变革主张，他高调表态说：“人们必须意识到，布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时候重塑NSF了。”

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大幅增加了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正在迅速接近美国。据Science杂志报道：二〇〇〇至二〇一七年，美国的研发支出平均每年增长4.3%，但同期中国的研发支出每年增长超过17%。二〇一七年，全球研发支出2.2万亿美元，美国占25%，中国已占23%。这些统计数据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担忧和恐惧，而这正是二〇二〇年美国国会提出《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s Act，S.3832）的主要原因。

2023年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国家或地区，前三名为美国（约7836亿美元）、中国（约7230亿美元）和欧盟（约4100亿美元）。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团队估算，2023年全球研发支出接近3万亿美元（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int）。

从名称来看，《无尽前沿法案》显然是对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的“致敬”，但实际内容却与布什当初建立NSF作为“纯科学堡垒”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其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张通过改名提升应用技术在NSF的地位。法案主张NSF更名为“美国科学与技术基金会”，这其实就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提案的旧话重提，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应用技术在NSF的地位。类似提案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还发生过两次。

在提案中强调技术在NSF地位的国会议员舒默

第二，强调“技术”的地位。在法案文本中，“技术”一词出现两百三十一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科学”只出现了一百六十三次，而“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仅出现了一次。对技术如此强调，招致了不少批评，被认为“受到了激进技术进步的诱惑”。

第三，“技术理事会”在NSF具有准独立地位。法案要求“技术理事会”未来五年获得一千亿美元资金，这意味着NSF将变成一个非常怪异的机构——局部规模将比NSF原有核心主体大十倍不止。“技术理事会”从体量到运行方式，完全不同于NSF原有的七个理事会，更像一个打着NSF旗号却具有独立地位的特殊机构。

二〇二一年六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参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二〇二一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修订后的《无尽前沿法案》成为该法案的七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二〇二二年八月，基于多种法案相互妥协折中后的最终版本《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H.R. 4346），终于通过参众两院投票，经总统拜登签字后成为法律。

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二年，美国参众两院先后提交过有关“重塑”NSF的五个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是最后一个，主要内容是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五百二十七亿美元资金支持；并在未来几年向几大联邦机构提供约两千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法案中提到“中国”十四次。此后两个应用技术理事会在NSF科研拨款中的占比大幅上升。

凄风苦雨中的今日NSF

NSF内部持续数十年的争斗结果是，NSF现今的运行方式，已经和布什最初的愿景大相径庭。

首先，NSF已从纯科学“堡垒”转变为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并重的资助机构。当前NSF官网对机构性质的介绍，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主要通过拨款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基础研究是由好奇心和发现驱动的研究。我们还支持有可能为美国人民带来进步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研究。”

然而，国内学者对NSF的机构性质仍然普遍存在误解，以为它是一个专门资助基础科学的联邦政府机构。虽然NSF成立之初确曾如此，但从七十年代开始，机构性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二〇二二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后成立了“技术、创新与合作理事会”（TIP），意味着应用技术在NSF不仅地位进一步提升，领地也进一步扩大。

“技术、创新与合作理事会”（TIP）的工作重点是缩小基础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之间的差距（来源：aip.org、NSF）

其次，NSF从当初的远离政治，转变成与美国国家利益深度捆绑。例如，NSF成立之初，秉持布什理念，为了让NSF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特意将NSF主任任期设计为六年，目的是与四年总统选举周期脱钩。又如当初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案，曾要求NSF“制定并推行促进基础研究的国家政策”，并且“评估联邦政府各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项目”，但NSF第一任主任沃特曼为了避免卷入政治纷争，认为“让这个刚刚成立的机构来评判诸如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这些研究巨头的工作，将是毁灭性的”，他拒绝行使这项权力。

而现今NSF实际上已与美国国家利益深度捆绑，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与三次重要的外部事件相关：五十年代开始的美苏争霸、八十年代应对日本的竞争、当前应对中国的崛起。随着一系列保持“美国优先”的法案次第出台，象征着NSF已经走到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前沿”。而《芯片与科学法案》作为协调参众两院争议法案的最终版本，则意味着布什当年希望NSF不涉入党派政治的理想也已被彻底抛弃。其实从历史上看，这早已不是NSF第一次涉入党派政治了。

布什当初主张的原则，和他建立NSF的“初心”，现今既已全盘失守，如果我们对NSF的理解，还继续停留在布什最初《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宣示的愿景中，将无异于刻舟求剑，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