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应对措施是什么？主要是关税：在所有领域、对所有商品、一次性加征关税。即便对于美国20年前输掉的贸易战，这也是个乏善可陈的策略。按照目前的战略，美国或许能夺回制造网球鞋的岗位，若进一步施压，到2030年，得克萨斯州可能会出现组装iPhone的工厂。

在作者看来，仅凭关税，永远无法让美国成为创新的热土。关税确实应纳入贸易工具箱，但它应是精准的弹药，而非不分敌友、伤及无辜的地雷。

当地时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所谓“对等关税”措施。 白宫视频截图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在我们十年前开展中国研究之前，我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放任自流的贸易策略优于其他混乱的选项。但现在我们不这么想了。”作者写道，美国对第一次“中国冲击”的失当应对表明，美国需要更优的贸易策略。

更优策略是什么样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凡事应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奥托尔和汉森表示，他们不提供过于简化的答案，而是提出四项核心原则：

第一，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美国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多数也是美国的商业盟友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应与欧盟、日本及诸多自贸伙伴（如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协同行动，而非因它们胆敢向我们出售我们所需的商品而向其施以高额关税惩罚。若美国牵头，联合更多国家共同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效果会截然不同。

同时，我们应鼓励中国在美国建设电池和汽车工厂，就像过去三十年中国吸引美国顶尖企业在华设厂一样。为何要邀请这些强劲竞争对手入驻美国？中国政策制定者常提及“鲶鱼效应”：强大的外来竞争者会刺激本土弱势的“沙丁鱼”加快游动，否则就会被吃掉。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还是“沙丁鱼”时，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就是那条“鲶鱼”。如今，特斯拉在中国已不再是“鲶鱼”，反而越来越像一条紧张的“沙丁鱼”。“如果将中国的领先产业拒之门外，美国将陷入本土企业平庸化的困境。”

第二，美国应向中国学习，在关键新兴领域积极布局。选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无人机、先进芯片、核聚变、量子技术、生物科技）投资，并采用“中国模式”：政府主导设立大型风险投资基金，容忍单个公司或项目的低成功率，但力图在催生新产业上的高成功率。

第三，聚焦于美国有胜算的领域（如半导体）或决不能失守的领域（如稀土），并长期进行投资以达成理想结果。美国政治体系的政策连贯性就像嗑了药的松鼠一样短暂，它频繁地改变奖惩机制，以至于很难取得好成果。

第四，防范下一次来自中国或其他地方的重大冲击带来的失业影响。过去二十年来，制造业失业带来的创伤给美国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麻烦。在此期间，美国认识到延长失业保险、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工资保险等措施能够帮助失业工人重新站起来，但这些政策规模较小、针对性太差，收效甚微，而且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文章指出，当行业崩溃时，最好的应对措施是让失业工人迅速找到新工作，并确保那些对美国净就业增长贡献最大的年轻小企业做好发展准备。而关税只能狭隘地保护老旧制造业。

作者认为，应对第二次“中国冲击”，美国需要发挥自身优势，而非舔舐伤口。美国必须培育那些具有高创新潜力的产业，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共同投资。这些产业正处于全球竞争之中，中国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停止打过去的贸易战，在当前的竞争中迎接中国的挑战。

奥托尔和汉森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经济智囊眼中，是颇具影响力的名字。他们的“中国冲击论”不仅被两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智囊们赞同，还成为了白宫如今对世界多个国家发动关税讹诈的借口。

然而，奥托尔曾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指出，他的观点被白宫曲解了。

他表示，当年对“中国冲击”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否定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且他也同意自由贸易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好处。他说，研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以及推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让他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好处，也不能把一切都交给资本市场。

奥托尔认为白宫用他的理论去给乱加关税的做法背书，还说这是为了让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是曲解了他的意思，是在用一个错误的办法，去解决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

而这种错误的做法还会进一步毁掉美国现在还拥有的“高尖端制造业”，令美国遭受更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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