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援引以色列国家统计局数据称，将近一半的以色列民众从电视上获取新闻，主要是一个公共频道和几个私营频道，此外，超过40%的以色列人从网上看新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听收音机。

萨拉古斯蒂称，去年10月7日以后，电视在营造以色列舆论方面特别具有影响力，因为人们每天都看新闻直播。冲突一开始，以色列媒体一度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它们在向以当局提出质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们收集了信息，批评以色列官员竟对哈马斯突袭“毫无准备”，以色列遭遇“系统失灵”。

然而，随着冲突加剧，加沙平民的苦难已经开始成为其他国家的头条新闻，而在沉浸于自身悲痛中的以色列，有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报道却很少见。

文章援引上述以色列编辑的话称，这种报道缺失也源于该国国内痛恨哈马斯突袭的舆论环境，以色列民众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变得人性化，甚至“不在乎”巴拉斯坦民众的苦难。

而以色列媒体在顺应这种国内舆论的同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情绪。以色列媒体不敢当“出头鸟”，怕报道加沙民众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被以色列观众当作“叛徒”。《卫报》提到，以色列反占领编辑伊斯雷尔·弗雷（Israel Frey）当初说要为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死去的儿童祈祷，结果遭到威胁，离开了以色列。

以色列编辑德鲁克称，如今以色列流行的口号是“不是我们就是他们”，所以报道偏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近三个月，几乎没有以色列媒体讨论“摧毁哈马斯”的计划是否可行、军事战略是如何实施的，即使在三名以色列人质于军事行动中丧生后，对此的报道也很少。但随着以军在加沙地面行动延长，以及其盟友美国对以军降低行动强度的施压，以色列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报道上述话题。

然而，希伯来语新闻媒体“Local Call”和“+972 Magazine”调查编辑、前以色列《国土报》高级编辑梅龙·拉波波特（Meron Rapoport）称，以色列观众对战争日常变化的了解，仍远远少于中东邻国的观众们。

《卫报》称，以色列军方审查人员驻扎在每个电视演播室和新闻编辑部，他们决定不怎么透露有关实地进展的细节。来自加沙的视频往往被裁剪得只显示近距离镜头，且只展示冲突结束后的画面。相比之下，人们可以从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加沙的实际战线和双方作战情况。

文章还称，节目制作人和编导们的决定已经将加沙平民的痛苦在画面中“降至最低”，而以色列评论员和受访者的激进言论则更过分。比如以色列13频道的阿拉伯事务评论员兹维·耶赫兹凯利（Zvi Yehezkeli）在节目中公然叫嚣以色列应该杀死10万加沙人，他还声称“我知道这10万人不全是哈马斯成员”，他估计这个组织约有2万人。这种言论并没有让耶赫兹凯利面临电视台的制裁，他也没有遭到以当局的起诉。

编辑拉波波特担心，让大规模屠杀成了媒体人之间合法的辩论话题，“以一种非常不可原谅的方式越过了红线。”

本月初，一群以色列知名人士联名致信以色列司法部长，谴责以色列司法当局无视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广泛和公然”煽动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当地时间2024年1月6日，耶路撒冷，犹太活动人士举着横幅聚集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住所前，进行反战示威。（图源：视觉中国）

拉波波特补充称，以色列人对加沙平民的选择性忽略也不仅源于本轮冲突以来的创伤，“多年来，人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一无所知，也缺乏倾听的意愿，尤其是自第二次起义（阿克萨群众起义）以来。”2000年，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强行登上阿克萨清真寺广场，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和持续多年的巴以流血冲突。

《卫报》称，以色列媒体中的阿拉伯事务评论员都是犹太人，虽然以色列媒体会在纽约和伦敦派驻编辑，但这些媒体在加沙和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都没有设置固定职位，只有一个以色列《国土报》的编辑居住在约旦河西岸。

目前，巴以冲突停止的迹象仍未出现，双方达成新协议的前景也不明朗。当地时间1月6日，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以色列持续轰炸加沙地带，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特别是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日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遇袭身亡，对卡方与哈马斯的沟通造成了影响，这使得有关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谈判更加复杂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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