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指出，日本2022年对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农林水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到4成左右。如果包括维持进口限制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将增至5成以上。

日媒援引日本水产厅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水产品出口总额约为3870亿日元（26亿美元），并且在过去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日本帝国数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至少将有700多家直接或间接对中国出口的日本企业会受新措施影响，预计二级和三级贸易商也将被波及。

日经中文网称，由于中国大陆等地进口限制强化，在宫城的部分渔场，鲍鱼的产地交易价格已经下降了3成左右。由于担心“库存积压造成重大损失”，日本一家生产干海参和干鲍鱼的水产加工企业已经将产量调整至比2022年减少4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对观察者网表示，中国全面禁止日水产品进口，将对日水产品行业带来很大影响。且受福岛核污染水排放行为影响，未来不排除其他国家或地区进一步加强对日水产品进口的监管或实施进口禁令。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国内渔业从业者，日本政府已经设立了总额为800亿日元的基金帮助其应对损失及开拓渔场。不过在陈子雷看来，这些补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影响持久化，福岛周边渔业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陈子雷补充说，如果日本不能很好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日本的酒店、旅游、休闲等产业都有可能会受到冲击。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2日，日本福岛县，渔民在港口捕鱼  图源：视觉中国

“要继续对日施压”

日本决定排放核污染水后，除了抗议，能否在法律层面加以约束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8月23日报道，包括渔业人员在内的福岛、宫城、茨城县居民计划向福岛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要求叫停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报道称，这是日本首起关于叫停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起诉，预定起诉日期为9月8日。原告方力争让原告人数达到100人以上。

丁铎表示，日本执意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违反了国际法框架下的两类义务。“首先是违反了防止跨境或域外环境污染损害的国际法义务。海水是流动的，全球海洋又是相连的，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太平洋可能最先受到影响，但未来全球的海洋都会受到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区别。”

“第二，在出现或可能出现跨境或域外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有关国家有与受影响国家进行沟通合作协调的义务，这方面日本也是明显违背的。从日方公开的言论、外交往来、媒体报道来看，日本与中国、韩国、太平洋岛国既不是合作，也不是协调，而是告知‘我要这么做了’。”

丁铎指出，从具体的国际公约来看，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规定，各国应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日本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而是使用了成本最低的方案。”

又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5条规定，各国在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时采取的行动不应直接或间接将损害或危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

丁铎表示，核污染水的排放不光涉及海洋污染，还关乎核安全。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本也是《伦敦倾废公约》、《核安全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国际法义务，但日本同样没有做到。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此前接受观察者网对话时表示，现阶段，单靠国际法阻止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排海计划，最有效的法律手段是向国际司法机构提起诉讼或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但是，困难之一在于形成严密有力的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成等问题的证据链。”

丁铎指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以对太平洋沿岸国家关切的核污染水排海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出具比较权威的解释和看法，也可以在法律和道义层面，对日本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专家王翰灵此前表示，目前国际社会缺乏国际强制执行机构阻止日本核污染排放，将有关问题诉诸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也面临不少困难，“类似这样的国际诉讼首先需要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取得共识，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其次，这种诉讼取证比较困难，诉讼时间长，也存在诸多政治和技术阻碍。”

王翰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继续通过外交途径，以相关国际法为基础，与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及国际社会一道，敦促日本停止核污染水排海。同时，我国除了限制有关产品进口之外，还可以考虑对日本东电公司及相关人员实行制裁。

丁铎也认为，要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压，敦促其改变这种“一排了之”的做法。

“此外，我们看到中方已经已经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推出了相应的措施。相信国家行为能够对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产生比较明显的震慑或警示作用，同时也会对日本的相关产业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丁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