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对知识的理解还只是针对文本知识。举个例子，王志东当年调离四通利方时，为防止知识流失，查他的纸篓，但创意精神在纸篓的纸片中是找不着的。

但现在，人工智能所要把握的东西，不是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看重的是智慧。

其次，原来我说的“知本”还是从认识的角度理解“知”。如今，我觉得在智慧时代，应该要做到“知行合一”。这里的“知”应该是良知，其核心要义在于要“致良知”。“致良知”就不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了，必须将认识和实践统一，不能光说，而要知行合一。

我觉得如今的“智慧时代”不是练嘴把子的时候，而是要把知识用在合适的地方，看它起不起作用。我认为，这是和当年相比，自己的感悟有所进步的地方。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一篇探讨网络儒学的文章中，谈到张祥龙关于儒学的现象学阐释，前现代的儒学具有“个性化”特征，在现代却走向定制化。人工智能会对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带来怎样不同的解读？

姜奇平：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当时，张祥龙研究孔子，至少在两本书里提到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我深以为然。

现象学的特征是什么呢？不谈抽象的大道理，它的所有论说都是结合具体的人和事。比如，关于“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子路与回答颜回的表述是不同的。刚才你提到个性化，个性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种论说方法主要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紧密结合起来，摈弃脱离实际的抽象、假大空，一切都是具体的。

这和现象学是一致的，因为现象学就特别强调体验，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任何具体的知识都得是和当下、和此在的具体场景结合、和身体结合，这也符合具身智能的特性。

那篇关于网络儒学的文章现在被我扩充、深化成一整本书，叫《儒学的根本精神》。我发现，网络其实和儒学有极深的联系，这本书的基本结论就是，儒学可以指导未来的AI。

要解释网络与儒学的联系，首先要区分“活的网络”和“死的网络”。

最初研究网络的时候，研究的都是互联互通的线路、光纤等等物理载体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网络的运行逻辑，其实和中医概念里的“经络”存在相通之处。经络不是静止的解剖结构，而是维系生命体运转的动态系统，具有“活”的属性。同理，当我们真正吃透网络的本质就会意识到，它绝非单纯的硬件集合，其内部其实渗透着类似经络的、具备动态特质的“活的因素”。

这时候儒学的逻辑就起作用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学问是研究活的网络的，只有儒学。

如今，曾经“死”的网络正慢慢向着“活”的智能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也向着涌现生成各种活的特征，向着生命特征发展。但是能够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不多，而儒学恰恰可以解释。

简化地说，对现在的人工智能，儒学一个不过时的核心思想叫做“为天地立心”。这句里的天和地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物质，但里边有没有心智，有没有人所具有的活的灵性，一直困惑着我们。

这灵性是什么？就是“为天地立心”里的“心”。

“为天地立心”的追求绝不是在“天地”这个宏大系统背后，藏一只非人的活物（比如狗），借此来伪装成智能那么简单。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思路其实完全是在“蒙事”——它的核心不过是靠一个伪装物让你分辨不出真假罢了。

但我们现在追求的根本不是这样：不是让一个“伪装成机器的活物”来充数，而是要让一颗真正的“心”，与整个系统建立起深度连接。这颗心应是“活”的，要能自主搏动、主动运转，具备实实在在的主动功能。

之前解释网络的理论，已经过时，可以解释工厂里的机器，但是解释人是不灵的。

孔子曾说过，君子笃于亲，儒学实际研究的就是社会这个网络如何连接。

孔子说的网络是人际的、用亲情联系的网络，也就是人心。人心知寒知暖、知远知近。机器哪能和另一个机器“将心比心”？给机器供能就可运行，掐掉开关它就“罢工”。人并不如此，谁对我好，我对他也好，这叫君子笃于亲。

再以科技领域为例：网络优化中的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遵循的是由近及远、优先选择最短路径的计算逻辑。这一逻辑衍生出了“六度空间理论”，熟人与生人通过层层联结，最终糅合成“陌生的熟人”这种特殊的人际联结形态。这也就能解释，我们为何能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迅速建立沟通。正是因为这种联结模式，让原本冰冷的技术网络，突然“变活”，变得接地气，有了生命力。

过去的科学理论缺乏这种思路。以前的理论讲求个体优化，秉持的是“成功靠自己”的逻辑。儒学有“以友辅仁”的观念，强调“成功要靠朋友”，同样地，网络也要靠“朋友”。网络的未来方向，正是依托节点之间的“朋友式”联结。这一点，也恰好能印证当下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

上述两种对网络的解释，正是儒学所独有的。

观察者网：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已能精准模拟人类的语气乃至情感，但其本质上并不具备自主意识。那么在此前提下，AI可以染上具体的文明底色吗？我国企业和政府可以怎么做让AI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不背离我们的精神？

姜奇平：这个问题，在20年之后，将会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思考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