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事仪式服务市场与费用上涨

访谈发现，家乡白事仪式开支并非一直这么昂贵，而是这些年水涨船高的结果。

据家乡老人们回忆，1990年代的白事仪式很简单，费用也比较便宜，对比起来，风水先生和道士的费用是逐步上涨的，大家接受程度较高，而乐队和脚夫的费用近几年明显上涨。

首先，乐队费用的上涨与专业服务市场的形成高度相关。

家乡老人们说，白事上有乐队是2000年以后的事，也说不清是从哪里学来的。大批人外出打工，手里有了活钱，才请得起乐队。最开始乐队只提供配乐活动，用以增加仪式悲恸氛围，彼时村镇从事乐队服务的人也比较少。大致2010年以后才增加了摸棺、哭灵环节，且费用越来越高，村镇从事乐队服务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个村镇有好几支队伍。

近些年甚至组成了专业队伍，为了拉生意，他们会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短视频进行宣传，还和风水先生、道士、一条龙服务商家等组成合作关系，互相提供信息。除白事外，这些专业队伍还承接红事、做寿、考学、乔迁、开业活动等，除乐队和唱歌外，还发展出舞蹈队、打鼓队等服务项目。

图为1993年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剧照。剧里，老舅请来的团队既可以在县城组乐队，也可以扮演“假和尚”在灵堂前念“经”。

专业服务队伍形成后，购买相关服务的家庭越来越多，白事请乐队就成为“标配”。一个乡镇范围内有几家举行了摸棺、哭灵环节，在利益驱动下，乐队就会通过“大家都这么办”引导所有白事都举行摸棺、哭灵环节；有几家摸棺、哭灵时给钱较多，乐队就期望所有家庭给钱较多，且在没达到预期时通过话语提醒、多次扶起等方式校准。

其次，脚夫费用的上涨与队伍人员的变化高度相关。

打工经济兴起前，家乡白事脚夫在村落内部产生，属于村庄互助体系的一部分。以笔者娘家所在村落为例，虽然整个村落列属同宗，但内部分为5个房头。每当有白事，每个房头的话事人会在本房头内部选出2个脚夫参与抬棺。因为每个房头都会举行白事，所以抬棺就是一种村落内部的互助行为，不需要提供特别的礼品，也不要求高昂祭品，只需要主家为其多备一桌高规格酒席以慰辛劳。

打工经济兴起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房头话事人模糊化，因为大多数人外出务工，话事人也外出务工，常出现无法确定到底由谁主事的情况；二是房头话事人在本房头找不到合适的抬棺人，房头内部多以轮流方式参与抬棺，但大家外出务工后，轮流制无法继续，房头内部不平衡程度越来越高，就算有话事人，其动员能力也越来越弱；三是房头之间的不平衡程度提高，有的房头因为总找不到抬棺人，只能由别的房头多出人，时间久了，平衡互助就被打破了；四是空心化程度过高，导致村落内部无法凑齐一支脚夫队伍，需要整合临近几个村。

结果，抬棺不再是村落内部互助事务。一方面，互助的平衡性被打破，不再具有互惠互利的属性，从而需要通过礼品、祭品等形式做出补偿；另一方面，脚夫队伍来源超出村落范围，不再是共嵌一个互助体系内部的人，这就更需要提高礼品、祭品的价值了。虽然脚夫队伍还延续着老传统，不直接收钱，以收礼品形式保留互助性和礼仪性，但礼品、祭品价值的不断上涨表明其早已走向市场化逻辑。

近些年家乡也确实出现了半专业化的脚夫队伍，他们平时散居于周围几个村庄，有需求时就相互联系组成队伍并提供服务。笔者婆家的一个叔叔在务农之余兼职做脚夫，业务遍及周边几个村落，每次抬棺都会带回一大蛇皮袋的烟和各色糕点，后续又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东西变现，有人评价说不如直接给钱，省去许多麻烦。

三、村民的被动应对

那么，面对高昂的仪式费用，村民们又是如何评价和应对的呢？

整体来看，村民们虽然有不满情绪，但也只能被动跟随，较少有因为高昂费用产生矛盾的情况。

首先，白事仪式费用上涨是因为白事服务市场价格贵，与村庄面子竞争关系不大。

与不少地区农村因面子竞争而导致白事大操大办不同，家乡白事费用上涨主要是白事服务市场化带来的，仪式环节变多且每个环节价格提高主要肇始于风水先生、道士、乐队、脚夫等仪式角色的多样变化，他们是主导者，而包括主家和客人在内的村民只能被动跟随。

宗族性村庄具有强结构性，社会整合程度较高，个体如果随意打破既有规矩，会遭受较多负面评价。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率先增加仪式环节，或主动提高相关费用，村民们很少评价其“有实力、有面子”，反而会评价“不如生前给老人多花点，不如照顾照顾宗亲”“打破规矩就是给别人压力，不考虑别人死活”等，而那些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主动提高费用，更会得到“打肿脸充胖子”的评价。当价格上涨是因为市场行情，而非面子竞争时，村民只能随行就市。

其次，许多收费是在仪式场域中发生的，是压力之下的消费行为。

白事仪式营造了一个肃穆的公共场域，一方面每个人都需要遵照结构中角色的要求调整其行为，不能逾矩越礼；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会在他人凝视的压力之下行动，想拒绝又不能，且必须快速行动。如哭灵环节因为给钱少被多次扶起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在众人的围观下，不仅显得比较小气，而且拖慢了仪式进程，导致大家跪更长时间。

多人收费、多人支出的模式使得即便是主家也没办法调节控制，在仪式过程中要求少收费，客人碍于情面难以在现场向主家反映仪式支出过高的情况，更不会在现场与收费方发生矛盾，影响主客关系。结果主家与客人彼此信息难以共享，仪式费用主导权被牢牢掌握在四类仪式服务人员手中。

再次，事后村民会将之自我合理化。

仪式结束后，村民一算开支，大多会惊叹“竟然花了这么多”，并强调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但很快又会通过一些话语自我合理化这笔支出。这些话语包括：“花都花了”“大家都这样，这是行情”“送他（指死者）最后一程，最后一次了”“都是你来我往的事，算不清楚的”等。

这些话语进一步表明，处于地方白事服务市场、地方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村民只能被动接受超出预期的白事仪式费用。

最后，村民普遍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或借助外力扭转局面、减轻负担。

面对高昂的仪式费用，有的老人交代儿孙：“我走了不要乐队和脚夫，用个车子拉上山就行”；部分人畅想有人出头带着大家制定新规矩和新风尚，让白事回归简单，回归送别意涵，少些金钱味道，但又承认当前的村庄很难有这样的人出现，要么很少有人愿意出头做这个事，要么社会性集体行动难度太大；部分人则希望政府和外力介入规范白事服务市场。

四、政策建议

可以看到，《殡葬管理条例》问题导向突出，符合群众实际需求，但其具体落地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才能有的放矢，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结合家乡实际，笔者认为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成立并发挥村落红白理事会作用，以社会力量倡导丧事简办。宗族性村庄自带社会结构力量，有利于遴选出合适的红白理事会成员，村干部可以通过赋予其半正式身份等方式实现动员。

其次，规范乡村白事服务市场，进行清单化管理。一是管理白事仪式服务人员，通过登记造册、市场培训、法律法规宣传等提高服务人员素养，引导白事服务市场的发展方向；二是制定白事服务标准，结合地方民俗习惯，在丧事简办原则下，制定与仪式服务环节和内容相关的市场标准，遏制白事仪式的繁琐化；三是制定白事服务收费标准，以县域为单位制定按照白事服务环节和内容制定收费标准，并明确惩处措施和举报渠道。

最后，提高白事仪式服务的公益属性，减轻农民负担。在公墓建设、公用场所建设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仪式服务方面以“群众自费+政府补贴”方式引导群众主动提供相关信息，方便提高市场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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