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像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等都是西方挑起的议程，面对这波攻势，中国从外交部门到学界、媒体界，被动回应西方批评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您认为对于西方的这种抹黑和批评，我们可以怎么操作以进一步转变这种攻守之势？

高志凯：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我80年代在外交部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的最高领导提了一个意见，他就说“你们这是在应付，你要给我对付”，令人茅塞顿开。他一句话挑明了我们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都是在“应付”，我们没有向高拔一步、向前迈一步，我们没有把“应付”变成“对付”，应付是被动的，对付是积极的。

因此不管是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还是所谓的人权民主问题等等，我们都要敢于应对，也是这么做的。

举例来说，最近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英国等其他一些国家冲在前面，最后欧盟也加入了——指责中国在新疆犯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没有比这两个帽子更大的了。从一开始我就呼吁这个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国际法中，在国与国关系中，如果一个国家指控另外一个国家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它等同于是宣战。

我们要一步到位就知道美国举了这么一面旗，它的下手、下招是什么。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意识，分析为什么美国、西方国家抓住新疆问题不放，你要先了解到它真实战略的深层目的是什么。

比如，其中有一带一路因素，有中国和周边伊斯兰国家及更远一点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有我们中国的能源大通道的问题，有我们通过新疆进入中亚再到西亚、欧洲整个欧亚大陆桥的问题。

你想想看新疆最近10年、20年以来，极端势力、恐怖势力非常猖狂，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原来美国人在阿富汗打了20年仗了，造成阿富汗境内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成千上万平民的死亡。美军或者它的盟军在阿富汗强奸当地妇女，屠杀当地婴儿，造成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势力、极端势力和圣战的呼吁每况愈上——不是每况愈下。因此从阿富汗的极端思潮外溢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成了受害者。

2017年以来，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数减少，美国放宽了对空袭的限制。美军认为空中打击可以更大程度地施压塔利班，迫使其走向谈判桌。（资料图/央视新闻）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美国、北约尽快地、全面地、毫无条件地撤离阿富汗，它不能够再赖在阿富汗。因为它们在阿富汗，原因之一是要制约我们中国，挑战我们的“一带一路”，想污蔑、挑拨离间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是把如何解决阿富汗问题作为回应和对付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新疆给我们布下的地雷阵和陷阱阵的有效方法的话，我们又陷于应付了，我们又没能主动地更上一层楼，到了“对付”的更高层面。

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应付一些事儿或者一些危机，要有胆量、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对付，而且是主动对付，而不是被动消极地被拴在一个麻袋里边。

观察者网：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外交风格出现明显改变，从隐忍变得相对积极主动，比如像华春莹等外交部发言人、外交官，他们在推特账号上时常就美国一些时政问题发声。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在推动这些变化？

高志凯：对于外交部的外交官和新闻司的各个领导同事，我是非常地敬佩他们。他们的工作量很大，压力很大，他们的肩膀上挑着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和14亿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方方面面的重担等等。

中国的外交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在变。中国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块头长大了。我过去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一半，是美国的1/4；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近三倍，是美国的70%了。

资料图来源：光明网

块头在不断地长大，你的衣服也得调整；我们的身高、体重、气魄等等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外交工作从里到外，从风格到实质都需要变。

另外一点，时代变了。

我还记得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内地所有的有线电话加在一起，不如一个小小的香港的有线电话总数。你能想象吗？好几亿内地人拥有的有线电话，没有香港几百万人拥有的电话多。当时装一个有线电话，要排队，花巨资。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了，智能手机你稍微会弄一下，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电台、电视台，谁都能够做一个主播，谁都能够向外界发布他的消息。所以方式方法也在变化，乃至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特治国”，很多政府的重大决策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公布，他发一个推特，有时候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所以我们的外交工作也在适应性地变化，外交官也得变，不能够关起门来高墙深院做外交，最后老百姓也不知道，全世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现在融媒体有定期的新闻记者发布会，每个外交官有个人的账号，外交部有公众号等等，所有这些方式方法融在一块，能够更迅速、更及时、更有效地把精神、思想、决策、措施广而告之，受众面越大越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推特截图

但是另一方面，你讲什么也很重要。在做外交工作时，外交部要不要变成国防部？不行，国防部的事情应该由国防部来做，由军人来做。外交部要不要变成公安部？也不行，公安部做公安部的，反恐什么的都是公安部的事儿。我们不要一个外交部兼顾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声媒体。

我曾经建议过，美国在国会里有专门的参议院、众议院联合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美国很多反华仇华的事儿是由它经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里边也设立一个委员会，比如叫中美关系特别工作小组？每次中美之间有危机，每次美国人对我们破口大骂的时候，中美关系特别工作小组冲到前面去发表意见等等。它不仅可以说最正确的事儿，让美国人能够听明白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心声，也能够减缓一下外交部，尤其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压力。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再允许我强调一下，首先要决定说什么，然后决定怎么说，之后还要决定谁来说、什么时候说，此外你还要考虑到说了的后果和方方面面的关联。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仍然要字斟句酌，仍然是要不说则已，一说直接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