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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最后更新: 2020-06-25 08:20:53中方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不愿意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概念,国际社会对“两极世界”也有很不好的历史记忆。但是,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发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准确判断彼此意图,避免基于误判确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明显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处方式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敌”还是“非敌”,结果大不相同。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响。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力量,无论是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观望态度,构成某种“第三方力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国也因与中美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不想在两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
疫情期间,我在参加一些中外学术线上会议时注意到,国际学界在议论“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进入领导力缺乏的状况,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聚合性领导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意在联合多国应对单边主义挑战,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体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这些高度复杂和多元、多层次的因素是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转换的。中美竞争固然已经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苏冷战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大国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对立关系那样,两者不可进行简单类推。
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大国竞争,如“一战”前的英德竞争、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日对抗、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有一些相近的特点。例如,都曾经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新兴大国表现出进取姿态,守成大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追赶的恐惧心理驱动下,选择了遏制对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竞争是在世界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人为地突出起来的,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是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实现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双方竞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维度上: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两国之争的性质是“老二”与“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等现象,使得美国内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向“高政治”辩题发展,强硬势力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种借口发动激烈攻势和采取激进举措,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
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
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前述两个方向的选择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对抗,意图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脱钩”,美对华采取极端行为的顾忌就会减少,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第二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认识到的是,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
鉴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明确站位,大胆博弈
我们需要学会从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和处理对美关系,客观和冷静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善用对未来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须以足够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国这个老道的大国打交道。中美关系的更新和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博弈过程,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求来的,只能通过艰苦斗争、大胆博弈和主动协调来赢取。
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这个协议在执行中难免遇到困难,尤其在当前气氛恶化和疫情持续的环境中,阻力和压力必然增大。但是,放弃协议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协议的有效落实才能避免两国关系更快下滑。协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亦是中国的改革中需要解决的。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海上传统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维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慑,通过必要的维权行动、积极的沟通磋商、务实的海上合作和专业有效的风险管控,实现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原文标题《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发于2020.6.22总第952期《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傅莹 (Fu Ying),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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