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倡导深层生态(deep ecology)，要求一种以非人类为中心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所有生物在地球上的价值，即一个生物对人类的有用性不能作为其被保存或者杀戮的伦理依据。

也有观点将素食消费主义与女权观念结合，将素食主义向政治运动的方向推进了一步。这种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对自然进行主宰、对其他物种的杀戮和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费是一种男权思维的体现，从而将女性解放同物种平等主义进行挂钩。

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素食消费主义坚定认为非素食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一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观。例如，研究发现全球83%的农业用地被用来生产肉蛋奶，而这些农场生产的肉蛋奶只供应了人类37%的蛋白质和18%的卡路里需求。如果上述耕地全部用来生产非动物制品，则可以养活全球更多的人口。

工业化畜牧业贡献了18%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素食消费主义认为倡导素食，在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化面前，恰恰是一种对后人负责的公正(justice)理念。

素食消费主义应当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是由于素食消费主义在环境伦理学上具有很高的道德高度，这使得一些素食主义者会自发地形成道德优越感。

这种道德优越感有时候会严重破坏其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冲突)并形成反工业化的个人价值取向(人与科技的伦理冲突)。

在西方社会，抵制肉制品加工业和农场的各类群众性运动屡见不鲜，造成了很多严重的人际冲突。这类抵制运动有时候会演变成对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和破坏，令其在世俗社会层面丧失了道德性和合法性。

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与当代素食主义相一致的体现。特别是在佛教信仰和文化中，有情众生、不杀生的理念所体现出来的对慈悲精神的引导与当代素食主义者的精神内核是高度一致。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了相当多的对人际伦理方面的特别规范。

因此从传统来看，中国社会把构建和谐稳固的人际伦理关系放在了相当高的位置上。中国的佛教虽然在倡导其教义，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则严格区分出与佛有缘之人或者无缘之人，从而规避对“无缘之人”道德说教而带来的人际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屈辱历史，中国人深感工业科技落后所带来的悲惨命运。因此建国后又把科技发展放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上，导致了中国人对于各类新科技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尝试心理和包容性。

因此在中国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加以探讨。但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中国社会不得不进一步给出一套符合其文化和政治规范的人地关系伦理体系，使得中国社会一方面能够维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占据良好的环境道德高地不至于被西方进行价值观围剿。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素食消费主义群体都不属于绝对主流。中国和西方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出不同的针对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认知差异是十分正常的。

由于中国社会对外来干涉和说教的普遍反感，对西方素食主义价值观的抗拒是可以预见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拒绝应该是建立在系统性和具有道德高度的中国版环境伦理框架下去执行。

如果只是因为此类观点是西方提出的，因此就逢西必反，甘愿把自己放置在一个环境伦理角度的低位上，则只会激励西方认同自己理念的道德高度，从而强化他们的传教式冲动。

然而事实则是，我们在素食问题上目前对西方的观念的防范，本质上是由于伦理构建上的不足而导致的对外来强势意识形态的应激性反应。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仍然远低于西方平均水平这一事实，中国社会并没有被西方进行这方面道德谴责的理由。

我们需要对西方素食消费主义的动机、手段和结果进行三方面的考察，来决定取舍。素食消费主义的动机包含理性消费和可持续消费，这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一致的、值得鼓励的。

但是在手段上，中国应该规避西方一部分人以人际冲突和道德羞辱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意识构建。应着重指出我国在制度层面设置政策尊重个人消费选择的同时反对浪费，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进行了平衡，因此更受到群众的拥护从而有利于推广。

我们也可以强调中国人的“以人为本”观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条件甚至前置条件，在人与自然伦理层面达不到的高度，可以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伦理层面上找回来。

在结果上，我们要警惕出于道德追求对一些劣质绿漂产品进行盲目的追捧。特别注意的是，要防止将素食消费主义进行“西方标签化”，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群体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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