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徐俊】

观察者网：辜鸿铭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人物，很多人可能对他的了解仅停留在一些奇闻异事上。请问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么一个人物的？他最吸引您的一点是什么？

杜春媚：首先最吸引我的是辜鸿铭的多元性、跨越性和争议性。辜鸿铭出生于英属殖民地槟城的土生华人家庭，在欧洲度过了十年关键的成长期，接受纯粹的西方古典教育，学做所谓的“假洋鬼子”。但二十多岁时，他却突然成为了大清忠臣、孔子信徒，从此捍卫满族帝制与儒家道德。在“变回中国佬”之后，他致力于翻译儒家经典和向世界宣讲“中国人的精神”。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辜鸿铭被认为是极端保守甚至反动的“疯子”，而在一战后的西方世界，他却作为儒家捍卫者的“中国圣人”声名鹊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辜鸿铭的这种多元混杂性，令他成为全球史背景下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好入口。

还有一点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问题中所提到的辜鸿铭的“奇闻异事”，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辫子论、纳妾论、小脚论以及各种怪异的行为举止。它们究竟是极富渲染的荒诞传奇，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笑话；还是有意义的文本，能够登堂入室作为史料使用？究竟如何解释他的“异行怪论”？如何能将个人经历与心理引入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这些都激发了我侦探式的好奇，也是我在英文专著Gu Hongming’s Eccentric Chinese Odysse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中试图解释的现象。

观察者网：辜鸿铭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学习外国的时代，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激进到要废除汉字。辜鸿铭可谓势单力孤，一些当时的革命学者也批判他。请问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来自哪里？

杜春媚：吊诡的是，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根源于其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与反叛，以及“外来人”的视角与身份。他在欧洲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础上对于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并号召将儒教复兴作为现代文明的解毒良药。在“亡国灭种”的中国时代背景下，他既没有如梁启超在面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张力时的剧烈挣扎，也没有如严复在早期探求西方富强秘密时的紧迫感。在对待儒学这个问题上，辜鸿铭没有类似的历史负担与时代包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而他这种特别的思想路径与参照物，与后来着眼于批判与改造中国传统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迥然不同。

电影《建党伟业》中辜鸿铭（右）与胡适、陈独秀等人辩论的场景（电影截图）

观察者网：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1922年版）的序言中写道，评价一个文明的标准并不是它能造出多么美丽的房子和多么有用的工具，而是它能塑造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另外，他也屡次谈及像是同情（sympathy）、人性（humanity）这样的概念。虽然很浪漫，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中国人被列强欺负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之间进行着科技竞争的时代，他的这部分思想是不是都显得不合时宜？您对此如何评价？

杜春媚：合不合时宜是一个价值判断，就如同辜鸿铭自己所说判断文明优劣首先要看以何种标准衡量。我觉得对于思想家的评价应当是多层次的，既应关注哲学体系、政治影响或社会效应，也应关注文化角色、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象征性的层面。如果我们将评价标准不局限于狭窄的“经世致用”，那么辜鸿铭作为一个批判者和思想桥梁的作用就会凸显。他发展出了一套有关儒学的普世主义语汇与系统，参与了当时主要全球性的对于现代西方文明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将中国传统以易于接受的形式翻译、诠释、输出，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贡献。

观察者网：您在论文《文化“混血儿”辜鸿铭：一个儒家普世主义者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评》（Gu Hongming as a Cultural Amphibian: A Confucian Universalist Critiqu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写道，辜鸿铭和其他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比如甘地等，都对工业化的成果表示不满。请问他们不满的是哪些方面？您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吗？

杜春媚：他们批判的主要方面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比如过度的物质主义、欲望导致的消费、社会不公、功利主义泛滥、对于精神性和宗教性的丧失、对于强力政治的依赖等等。同时，辜鸿铭坚决地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在这一点上他告别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导师们，指出自由主义的平等理想与殖民主义内在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些批判所针对的问题不是西方特有，也不能概括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但大部分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