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徐俊】

观察者网：辜鸿铭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人物，很多人可能对他的了解仅停留在一些奇闻异事上。请问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么一个人物的？他最吸引您的一点是什么？

杜春媚：首先最吸引我的是辜鸿铭的多元性、跨越性和争议性。辜鸿铭出生于英属殖民地槟城的土生华人家庭，在欧洲度过了十年关键的成长期，接受纯粹的西方古典教育，学做所谓的“假洋鬼子”。但二十多岁时，他却突然成为了大清忠臣、孔子信徒，从此捍卫满族帝制与儒家道德。在“变回中国佬”之后，他致力于翻译儒家经典和向世界宣讲“中国人的精神”。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辜鸿铭被认为是极端保守甚至反动的“疯子”，而在一战后的西方世界，他却作为儒家捍卫者的“中国圣人”声名鹊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辜鸿铭的这种多元混杂性，令他成为全球史背景下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好入口。

还有一点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问题中所提到的辜鸿铭的“奇闻异事”，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辫子论、纳妾论、小脚论以及各种怪异的行为举止。它们究竟是极富渲染的荒诞传奇，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笑话；还是有意义的文本，能够登堂入室作为史料使用？究竟如何解释他的“异行怪论”？如何能将个人经历与心理引入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这些都激发了我侦探式的好奇，也是我在英文专著Gu Hongming’s Eccentric Chinese Odysse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中试图解释的现象。

观察者网：辜鸿铭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学习外国的时代，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激进到要废除汉字。辜鸿铭可谓势单力孤，一些当时的革命学者也批判他。请问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来自哪里？

杜春媚：吊诡的是，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根源于其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与反叛，以及“外来人”的视角与身份。他在欧洲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础上对于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并号召将儒教复兴作为现代文明的解毒良药。在“亡国灭种”的中国时代背景下，他既没有如梁启超在面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张力时的剧烈挣扎，也没有如严复在早期探求西方富强秘密时的紧迫感。在对待儒学这个问题上，辜鸿铭没有类似的历史负担与时代包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而他这种特别的思想路径与参照物，与后来着眼于批判与改造中国传统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迥然不同。

电影《建党伟业》中辜鸿铭（右）与胡适、陈独秀等人辩论的场景（电影截图）

观察者网：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1922年版）的序言中写道，评价一个文明的标准并不是它能造出多么美丽的房子和多么有用的工具，而是它能塑造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另外，他也屡次谈及像是同情（sympathy）、人性（humanity）这样的概念。虽然很浪漫，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中国人被列强欺负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之间进行着科技竞争的时代，他的这部分思想是不是都显得不合时宜？您对此如何评价？

杜春媚：合不合时宜是一个价值判断，就如同辜鸿铭自己所说判断文明优劣首先要看以何种标准衡量。我觉得对于思想家的评价应当是多层次的，既应关注哲学体系、政治影响或社会效应，也应关注文化角色、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象征性的层面。如果我们将评价标准不局限于狭窄的“经世致用”，那么辜鸿铭作为一个批判者和思想桥梁的作用就会凸显。他发展出了一套有关儒学的普世主义语汇与系统，参与了当时主要全球性的对于现代西方文明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将中国传统以易于接受的形式翻译、诠释、输出，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贡献。

观察者网：您在论文《文化“混血儿”辜鸿铭：一个儒家普世主义者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评》（Gu Hongming as a Cultural Amphibian: A Confucian Universalist Critiqu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写道，辜鸿铭和其他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比如甘地等，都对工业化的成果表示不满。请问他们不满的是哪些方面？您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吗？

杜春媚：他们批判的主要方面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比如过度的物质主义、欲望导致的消费、社会不公、功利主义泛滥、对于精神性和宗教性的丧失、对于强力政治的依赖等等。同时，辜鸿铭坚决地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在这一点上他告别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导师们，指出自由主义的平等理想与殖民主义内在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些批判所针对的问题不是西方特有，也不能概括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但大部分是合理的。

观察者网：辜鸿铭生前就受到海外学界的注意与景仰。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西方学界如今对辜鸿铭的态度有了什么样的转变？

杜春媚：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史华慈、费侠莉和艾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出版了有关中国保守主义的著作，作为对当时盛行的“进步”人物研究潮流的回应。新近的辜鸿铭研究超越了单纯的思想史，包括了中国文学、女性、后殖民、欧洲文学、东南亚和全球史研究等多个领域。这一方面源于辜鸿铭本身身份与思想的多元性，以及他与西方、日本和印度思想文化界的直接互动，另一方面也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本身的转向和方法论的变化有关。

有意思的是，2009年有伊朗学者出版了一本有关辜鸿铭的著作，称他为中国和穆斯林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想桥梁，号召双方建立一种新的神圣共同体以抵御世俗物质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这体现了一种冷战后在宗教视角下看待儒学的视角。

观察者网：辜鸿铭在日本的讲座中说，中国和西方文化中最好的东西有着完美的和谐。请问他认为的中西方文化中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杜春媚：辜鸿铭多次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比如中国崇德，西方尚武；中国文化是精神性的，西方是物质性的；西方是头脑与心灵的战场，而这种根本性冲突在中国社会却不存在。然而，他并不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可逾越的，也不认为这些特质为中国独有，只是西方文明丧失了这些原本拥有的瑰宝。

因此，辜鸿铭根本上是文化普世主义者，认为东西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他的笔下，孔子孟子和卡莱尔与爱默生讲述着类似的理念，都推崇一种知廉耻与负责任的君子之道、一类富有想象力的理性、一种拥有道德与灵性的生活。

观察者网：辜鸿铭写《中国人的精神》的目的应该是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乱局。他认为西方需要的不是牧师、警察、军人、暴徒，而是真正的中国人。而现在的西方因为疫情、社会分化等因素再次陷入危机，您认为现在的中国，或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哪些可以给他们提供药方？

杜春媚：这是个有关现实的问题，也很大。和辜鸿铭一样，我认为很多文化资源并非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比如说对于家庭关系、社会公平和道德制约的强调，对于功利主义、暴力强权政治的反对，对于义与利、王道与霸道的区分等等。这些理念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可以找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和部分群体中也可以找到。当然，药方也许是一样，可是谁提出、谁制造的也很关键。

辜鸿铭（前排右一）与泰戈尔（前排右二）等人的合影（图源：搜狐网）

观察者网：您认为辜鸿铭对于儒家经典的翻译不只是要传播中国文化，还是对外国对于中国的偏见进行回应，让中国进行自我代表。现在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很多报道仍是带有偏见的，这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要纠正这种情况，您觉得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辜鸿铭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杜春媚：我想还是增加交流、避免隔绝吧。现在有日益增加的华裔移民与后代，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对话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如果有更多的声音参与到各类媒体之中，不仅是所谓主流的、政治的、官方的，也应包括非主流的、地方性的、社会的和流行文化的，都会有帮助。

作为一个“分裂”的社会，西方不只有一种声音，西方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也绝不单一，就如同中国的多样性一样。辜鸿铭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性的论争当中，他有信念，有行动，没有太计较功利性的后果。如果他改为翻译西方著作进入中国，在世俗层面应当会成功很多，至少不会贫穷落魄，在这一点上他是有坚持的。

观察者网：您在论文中也写道，冷战后西方与非西方的争斗已经产生了重新评价辜鸿铭观念与角色的可能性（Post-Cold War struggles between West and non-West have open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interpretations of Gu's ideas and roles）。能具体谈谈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辜鸿铭这个人物吗？

杜春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清帝国解体这个历史节点上，辜鸿铭所面临的挑战、处理的问题，今天很大程度上仍然相关。例如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东西方文化是怎样的关系？普世性的价值宣称与现实的国家利益如何平衡？辜鸿铭是一个边缘人、一个两栖“混血儿”。他既无法成为纯正的洋鬼子，也没有被接受为纯正的中国佬。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多元混杂性，辜鸿铭得以扮演他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历史角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有力批判者和儒学在世界的成功诠释者。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