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IT的扶贫实验室能够得到私人赞助？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选的是印度和肯尼亚。为什么选印度、肯尼亚？我只能凭直觉猜测，第一条原因就是对抗中国模式。我发现，全世界贫困的最大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凡是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都远远小于从来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而印度和肯尼亚就属后者。即使林毅夫和中国扶贫办公室的官员，在扶贫问题上的实际贡献，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实验大的多，目前也不可能进入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经济学奖和自然科学不同，背后是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

最近美国民主党一位参选总统的竞选人就指出，黑人的贫困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解决，就是因为南北战争后美国北方将领违约，不兑现给被解放的黑奴的许诺——给他们每人40英亩地和一头驴。这个土地量其实比给白人移民的要少得多，但就是因为连这个也不给，才会有今天黑人的持续贫困。

所以，空讲产权、激励机制、私有化的好处，但是不讲起点是要进行普遍的土地改革或者某种程度的均田地，想要直接摆脱贫困，这是不可能的。

选择印度和肯尼亚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实行西方推荐的所谓议会民主制。有议会民主制，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政府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所以他们测量的药方，全是在这些小政府——严格来说是无能政府——的前提之下，得到有限的西方的援助和政府的补贴，想要就此改变贫困的现状。效果怎么样呢？给大家具体说个事儿。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每年夏天都会举行对话会。有一年，哈佛扶贫实验室里的一位印度裔博士后讲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在这次诺奖成果里没有被提到，就是印度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学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同时，也要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以它既学了英国，也学了苏联。而这位印度经济学家认为，印度的制度是一个最糟糕的组合。

这位经济学家在会上报告了一个例子，也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一。印度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很大，给教师的待遇也很好，到贫困农村地区教书的老师都会有政府提供的宿舍，而且轮换待遇非常优厚。但有一个奇怪的结果，印度教师的待遇看上去远比中国好，效率方面却远不如中国——这所谓的效率，指标就一条，即缺勤率。印度教师的缺勤率非常高。人去报到，拿工资了，然后人却不见了，不上课。这问题一度成为印度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

资料图来源：印媒

这批扶贫的经济学家就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以提高印度教师的出勤率。这结果是可以定量测量的，连误差都可以算出，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办法又省钱又有效果，即捐点小钱鼓励印度的老师和学生拍照，拍了照以后把照片晒出来。一旦照片上了网，跟学生拍了照的老师再不来上课，就不好意思了。请问大家，如果这么改善，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和中国的学生竞争吗？

很多人迷信美国的教育，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比中国差得多。同样的微观经济学的思路，美国的学校把学生当成消费者，将老师当成替消费者服务的商业销售员，所以美国学生成绩一塌糊涂，英文不会写，数学也解不出来，而老师还不能批评，一批评，家长告到学校里面，马上就可能被炒鱿鱼——因为消费者是王。因此，美国有一大批中学生名义上是毕业了，实际上读写算都是有问题的，基础的数学问题更不会心算，一离开计算器就一团浆糊。

现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都成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喜剧素材：自己为什么数学不好？因为“I’m not Chinese”（“我不是中国人”）。他们没有强调中国人数学好，完全是新中国解放以后教育改革的结果。这教育改革不是面向精英，而是从对工农兵的普及开始。中国原来很多解放军战士不识字，参军就像上学一样，从识字开始，后来还有去苏联留学的。

这例子就说明，用随机控制实验来改变贫困现状的办法，改革效果是非常微小的，也就是微观经济学里宣传的“帕累托有效”。这改革是不触动大地主所有者的利益的，也不触动大资本的利益，只在现有的贫困基础上做点小小的微调。

还有一项研究也是可以讨论的。之前诺贝尔和平奖曾颁给推广小额贷款业务的孟加拉人尤努斯，他们三人就测量怎么支持农村企业家建设：到底外面的贷款激励因素要大到什么程度？给还是不给？该怎么给？等等。比如博弈论研究激励机制方面，我给你们十美元，你们愿意平分；或者你得一元，别人拿大头九元，不公平，但经济理性也容忍了，因为比双方都没有强；给你们一万美元，你得一美元，他拿走剩下的9999美元，你能接受这个不平等吗？这几个激励效果能一样吗？不一样的。

西方经济学现在做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不讲数量级的差别，不讲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财产制度，以为可以靠微观经济学激励机制的调节，解决世界上的扶贫问题，同时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我把这个思路归至于“空想资本主义”的修正版，它比完全迷信“看不见的手”进步了一点，但这进步是微调，偏离均衡一点点；远离均衡，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扶贫做得那么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扶贫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哈佛、MIT扶贫实验室所能给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