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采取的是片面对西方开放，但西方没有取消贸易壁垒，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大幅贬值，企业大量倒闭，核心国企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拉美是在国有和民族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被跨国资本控制了本国的自然资源和金融市场。即使技术先进的德国和日本，也因为没有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蒙受了比美国还严重的经济损失。

有上述前车之鉴，加上美国一直没有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所以如果只片面强调对西方资本开放，而低估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政策，就无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主性。换言之，经济体系的开放只是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对西方的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政治风险，包括国际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兼并和压制，以及分离和瓦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可能乃至战争的风险，都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斯密自己承认，国家财富是一种权势，必须依靠科技、军事、金融和政治的强权来保卫。单纯依靠经济分工，不可能掌握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控制权。

中国的开放能够自主，关键在于坚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国际资本的双轨制，实行混合经济但依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权。即使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也都在实行不同形式的双轨制，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鼓吹的纯粹的私有制。

（二）中国的竞争优势在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说明经济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三大产业，包括金融、汽车和农业必败无疑。理由是中国金融业的坏账率高，产权不清，银行对国企是“软约束”，汽车业的技术落后西方近半个世纪，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生产技术与西方的差距更大。

但是，十几年之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排名居世界前十名之首，超过美国的银行巨头。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世界第一，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迅速缩短。农业不仅产量世界第一，品种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国人餐桌上食品的丰富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此外，中国大量的小商品和机电产品价廉物美，畅销世界，严重打击了美欧产品传统的垄断地位。西方经济学家无法消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只好求助于反倾销法，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经济学理论完全自相矛盾。

如果西方经济学能自圆其说，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假设成立，则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怎么可能打败美欧企业？其实西方媒体经过调查已经发现，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在于规模经济。因为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这证实了斯密定理的观察，即规模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市场优化的条件是只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没有均衡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自动保持市场稳定性，包括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

经济复杂性的研究表明：规模报酬递增是类似硅谷那样典型的非均衡集聚过程。(30)美国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果手机只能在美国研发，但是必须在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有高效的零部件配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则中国在资源优势上不如东欧和拉美，在劳工成本和私有产权保护上不如印度和南亚，在资本和技术输入上不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然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够复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的统一。这一点使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和欧盟美国相当；但是人口规模高于发达国家之和，使中国的基础建设，包括电网、互联网和高铁的规模效应高于美欧日等发达大国；而中国执政党的长期规划和全国协作能力远大于联邦制的美国和邦联制的欧盟。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的复杂经济学是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混沌研究开始的原创贡献。(31)

（三）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是比资本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起点。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以殖民扩张积累原始资本的可能；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又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国民教育素质和人均GDP也不如东欧和中东国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理论，加上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输出上对中国的限制等不利条件，在2000年之前，没有任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会预言中国经济的崛起。

只有我们在1987年提出的劳动分工模型引入了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和文化因素，发现后起的集体主义文化，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如果人均消耗资源比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节省资源，同时学习新技术的速度超越西方，则有可能在经济竞争中获胜。我们同时发现，集体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也优于个人主义经济。这一结论在1987年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上引起演化生态学家和军备竞赛研究者的注意，(32)2014年则以“代谢增长论”的新视角赢得熊彼特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的认同，成为我们发展“代谢经济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