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错误类比不同背景和性质的争端。

波林在文章中用了一整个部分（篇幅实际上是全文四个部分中最长的）介绍了毛里求斯与英国的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争端的前因后果及2024年的最新进展，并提及了毛里求斯诉英国的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他试图通过详细介绍毛里求斯“坚持不懈”以小博大，而没有像菲律宾那样“胜而辄止”，最终迫使英国回到妥协上来的成功实例，来劝菲律宾当局“重拾”南海仲裁的“胜利果实”并加以运用。

但事实上，毛里求斯与英国的争端同中菲争端毫无可比性，将两者等同或类比是对国际法治的极大的不尊重。

毛里求斯与英国之间关于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本质上是去殖民化时代的产物，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英国在毛里求斯独立后仍将查戈斯群岛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从而造成查戈斯群岛居民无法重归故土。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毛里求斯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并在联合国大会“维权”，其本身是符合国际法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3日，英国宣布正式放弃位于印度洋一处群岛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并将其归还给毛里求斯。不过双方协议中还包括，英国未来至少99年内在岛上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

而菲律宾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陆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多个岛礁，并在世纪之交通过坐滩军舰非法占据仁爱礁至今，其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衍生的海洋权利主张争端，本质上源自菲律宾自身多项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行动。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也全然不顾《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承诺，本质上属于“恶意”挑起仲裁，更不用提其背后存在南海域外国家操弄的情况。简言之，这两起争端毫无可比性，因而波林的举例显然缺乏信服力。

第四，波林作出的“菲律宾在联大投票‘胜券在握’”的论断，属于用不科学统计得出的不可靠结论。

他首先指出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向来不向大国服软”，并列举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决议投票中遭遇的“滑铁卢”。鉴于波林意识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可能较其他大国要强，于是他试图根据自己担任主任的CSIS旗下“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仲裁支持追踪”（Arbitration Support Tracker）的所谓统计数据来预判当菲律宾在联合国大会提起事关南海的决议动议时，将得到多少支持票。

此外，波林还借助美国国务院统计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有多少国家基本同美国立场一致的情况，来预测菲律宾在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会得到多少支持票。

不难发现，波林的方法论本身并不科学，且不说相关统计数据缺乏权威性，即便这些数据可靠，也完全不考虑联合国大会的外交属性而强行将某些西方国家的个别意见强加给其他联合国会员国，这本身就不符合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初衷。

波林的观点也让人回想起2020年5月另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奥多姆（Jonathan G. Odom）在“法律事务”（Lawfare）博客上发表的《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保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一文。

在那篇文章中，奥多姆曾鼓吹于当年6月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上，各《公约》缔约国（美国并非《公约》缔约国）不要给参加竞选的中国籍法官候选人段洁龙（时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投票。但事实是，在2020年8月24日的会议上，段洁龙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147票高票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并任职至今（任期9年）。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投票结果是对奥多姆“高见”的巨大讽刺。

现如今波林再次拿投票做文章，且不说他预测的投票本身会不会出现，即便真捣鼓出这一投票，其结果恐怕也会向段洁龙法官参选时的情形那样，与美国学者的“预测”截然相反。波林所谓的“马尼拉的胜利程度会随着每次投票而愈发扩大”的结论，恐怕最终也会成为奥多姆那样的笑料。

2024年4月7日，美国人员从菲律宾的一架C-17A运输机上卸下与“堤丰”武器系统相关的拖车式发射器。 网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波林在全文最后提到的一句话“美国应该准备好帮助煽动选票”，需要引起中国高度重视。

虽然波林全篇都以“客观”的“第三方独立学者”身份出现，但其文末终究暴露了写作的真实目的，即借“好心劝说”菲律宾小马科斯当局采取对中国的“外交战”，实际上是鼓动美国政府在背后为菲律宾“造势”，甚至建议特朗普新政府“直接下场”去为菲律宾“拉票”，其本质无非是用菲政府作为代理人来对抗中国，再借联合国等国际平台来兜售其“基于规则的秩序”等理论。

为此，中国相关部门特别应做好预案，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常会的开幕前做好充分准备，以防菲律宾勾连美国做出波林在其文章中“提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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