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南方，宴会的礼节比北方繁琐得多，盘子却比较小，菜肴的量也不大，但制作精致。南方的宴席从一开始就喝酒、聊天，等到上米饭的时候，仆人会把酒水撤下，标志着饭局进入尾声。

影视作品中的士大夫宴席

诸如此类的记载，当时的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但流传至今，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认知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受制于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层次，传教士的这双“异域之眼”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也不乏有理解错误的时候。而且，就算是“眼见为实”，在写作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所变化。

比如曾在清朝宫廷效力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向法王路易十四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康熙皇帝》，这本书后来在巴黎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主基调是赞扬康熙皇帝，在他的治理下，中国物阜民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事实上，白晋的话不免过于夸大，比如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富人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粮，就能够获得官职。康熙年间为了用兵、赈灾，大开“捐纳”，给官僚体系造成了不小的问题。白晋却认为这种选官制度很值得学习，而且康熙帝筹措钱粮赈济灾民，表现出了作为一国之君的强烈责任感，更值得赞扬。

白晋看到的历史场景是有限的，他笔下的内容更是偏离了真实。但结合这本书的动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了。白晋写作这本书献给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推崇君主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白晋向路易十四献书，赞扬东方君主开明且英明的君主专制，其用意不言自明。

明末清初，诸如此类的传教士著作还有不少，许多都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启蒙学者了解中国历史，进而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制度的重要材料。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都曾以中国为例，赞扬开明君主专制的优点。传教士的记载，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至于这些记载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态度的改变与话语权的易势

雍正二年，清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各地教堂被官府取缔。约五十年后，远在欧洲的教宗发布敕谕，宣布解散耶稣会。尽管西方传教士并未完全离开中国，但活动空间基本上只局限于北京，以服务宫廷为主，人数也大大减少，能够向欧洲传回的信息更无法与往日相比拟。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已经逐渐不再需要来自传教士的消息了。随着航路的进一步开发与科技的进步，欧洲人的力量开始强力渗透到东方世界，并且最终在1840年轰开了大清的国门。在此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浪潮中，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成为列强的一项要求，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然而这一次，他们笔下的中国却没有前辈所描述的那么美好了。

从明末到清朝前期，在耶稣会士的描述中，中国可能存在不少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这个民族是有活力的，国家由文人精英管理，统治高效而有力。晚清以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更喜欢描述落后与愚昧的场景。

比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福建活动，着重记录了厦门溺婴的情况，说当地的溺婴比例竟然高达四成。还是在厦门，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目睹了中国的春节，声称在此期间法律会暂停，恶习被纵容，全民投入赌博的活动，整条街都摆满了赌桌。

诸如此类着重描述负面社会现象，并且夸大其词，甚至妖魔化的报道，在晚清以来传教士的笔下并不罕见。为什么清代前期的传教士对中国不吝溢美之词，晚清以后却恶言相加？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两波人不一样。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是先变成中国人，然后实现传教的目的，既然要“亲中国”，那么中国就必然不能太落后。而后期跟随炮舰而来的传教士，出发点就是向落后的中国传播“福音”，或者更直白得说，是来征服、教化落后的中国人，他们必然要充分论证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上帝的拯救。于是，同样一座城市，在清前期传教士的笔下热闹、雄伟、壮观，可在晚清传教士看来，却肮脏、阴暗、不适宜人类居住。

进一步思考差异性的文字的出现原因，中西方话语权的易势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传教士看来，中国或许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并不比西方弱，晚明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几次冲突，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到了晚清，情况彻底逆转，清朝屡战屡败，越败越惨。传教士带着文化优越感来到中国，即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也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来拯救中国。至于中国人的感受、中国人的传统是否值得尊重，不仅外国人不在乎，就连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未必在乎。

《国家宝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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