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期待欧洲的政治变革

目前，一些俄罗斯官员和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就新欧洲秩序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看法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且以最初步、最笼统的方式呈现，但参考他们的观点仍有意义。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人们可以关注到围绕这个重要主题的活跃讨论，但有时这些讨论会变得非常情绪化且带有政治色彩。

尽管有些地方仍不明确，但对于任何公正的观察者来说，欧洲发展的一些长期趋势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美国越来越强大，而欧洲却越来越弱小。北约相对实力增强，而欧盟则搁置了其“战略自主”的雄心。在欧盟内部，“新欧洲”和“旧欧洲”之间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

可以说，2023年3月发布的新《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Russi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是当代处理新欧洲安全议程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新《构想》的初稿早在2021年就准备就绪。但由于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俄方不得不对文件进行了重大修改，并进行额外的部门间磋商，使其发布时间至少推迟了一年。

《构想》反映了俄方国家领导层中各团体立场的共识，因此俄罗斯官员非常重视，也经常提及。上一版《构想》于2016年11月底通过，这表明这类文件应该具有相对较长的保质期。如果国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构想》很可能会为俄罗斯领导层服务到21世纪20年代末期。

新《构想》对西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直接指责西方“对俄罗斯奉行侵略政策，威胁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和主权，获得单方面的经济利益，破坏俄罗斯政治稳定，侵蚀传统的俄罗斯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合作设置障碍”。所以西方与莫斯科关系沦落到如此糟糕的状况，西方要负全部责任。因此西方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摒弃“包括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内的反俄路线”，转向“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长期政策”。在此之前，将不会有“欧洲共同安全架构”，欧洲将继续分裂，直至被东西方完全撕裂。

然而，在《构想》这些生硬的言辞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暗示，表明了其更细致入微和有分寸的立场。例如，欧洲大陆与美国及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分开论述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持续对抗的主要根源，而前者则被指责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抵御美国的压力、反对美国霸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年3月4日世界青年节的会议上发言："如果对话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认真进行的，我们始终持开放态度”。

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所言，球仍在欧洲球场上：“我们从未拒绝与欧洲伙伴进行平等对话，也从未拒绝寻找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我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欧洲的政治力量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而不是渴望讨好大洋彼岸的某个人。到那时，就会有人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了”。

换言之，俄罗斯领导层期待欧洲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这能让主要的欧洲国家以更开放的姿态与莫斯科进行对话，也有利于谈判取得更多成果。

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公众对俄乌冲突态度的转变、新的移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新共和党政府入主白宫，或者是欧洲内部或周边国际体系中出现的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黑天鹅”事件。

在莫斯科看来，未来欧洲能否实现“战略自治”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独立变量之一，因为这不仅决定着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也决定着整个新兴世界秩序的未来。如果目前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仅仅是出于短期的、策略上的考虑，并最终昙花一现，那么世界将迅速转向一个新的多极体系，美国和欧盟将构成两个不同的权力中心。

然而，如果目前西方团结是长期的、战略性的，远远超出了欧洲某个特定危机的范围，那么“成熟的多极化”（Mature multipolarity）只能被迫搁置，国际体系很可能围绕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形成。2023年初，北约和欧盟最新签署的合作宣言指向了第二个方向，但宣言中表达的意图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乌克兰之外的具体行动仍有待观察。

令人不安的欧洲安全困境新讨论

同样，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和跨大西洋机构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北约、欧盟（EU）和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俄罗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而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俄罗斯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些保留意见。

比如，欧安组织的主席国波兰曾拒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2022年12月欧安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因此，在整个2022年至2023年期间，许多分析人士预测，俄罗斯将很快终止其在欧安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莫斯科对欧安组织的未来仍持怀疑态度，对其在重建欧洲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未抱太高期待。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罗斯对西方的要求并没有太大变化，这点在官方叙述中显而易见。2022年12月，谢尔盖·拉夫罗夫提醒他的西方同行，要恢复与俄罗斯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唯一途径是采纳莫斯科在2021年底公布的提案。2021年12月俄罗斯公布了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协议草案。

协议草案要求，彻底推翻自1997年以来，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国作出的重大安全决定。比如，北约在前华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共和国部署的军事基础设施，应该被全部撤销；北约必须为不再东扩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显然，即使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美国或其欧洲盟国也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相反，当前的危机引发了北约的再次东扩，其东部盟国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俄罗斯和西方对欧洲未来的发展愿景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双方无法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或欧洲大西洋安全空间。

尽管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分歧的核心，但这些分歧并不局限于乌克兰。谢尔盖·拉夫罗夫部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在某些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建设中，俄罗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会参与其中”。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移动，而西方很快就不是莫斯科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了。

许多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欧洲安全的最佳方案是回到“冷战体系”，尽管许多实际安排可能不尽相同。事实上，尽管冷战体系存在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曾在一定程度上为东西欧提供了明确性、可预测性甚至是信任，而如今迅速瓦解的欧洲安全空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经过适当调整的“冷战模式”是否能为欧洲服务仍是未知数。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环境，俄罗斯一直在增强其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对军区进行了重组，组建了新的军队，并在总体上扩大了武装部队的规模。国家战略力量的进一步现代化受到了更多重视。此外，俄罗斯还宣布决定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并与白俄达成了核共享协议。尽管这些措施意义重大，但它并没有将东西方冲突带回到五六十年前的状态。

NATO决定在2024年举行“坚定捍卫者”军事演习。图为2023年演习中的英军士兵。图| PAP, Andrew Matthews

北约已决定在其东翼增加军事存在，但这一增加相当有限。原来轮换驻扎的4个营，现在增加到8个营，甚至8个旅，但这不太可能改变欧洲的安全态势。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中欧国家，希望自己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北约还能在其境内部署更多部队，甚至是核武器。如果这些愿望变成现实，那调整欧洲大陆军事平衡的任务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无论俄乌冲突如何收场，也无论未来几年北约在其东翼会采取何种措施，中东欧地区前沿部署的武装力量会更加密集，本就相当拥挤的海域和空域中的军事活动会更加频繁，这将会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挑战。

还应提及的是，双方在邻近地区的军事演习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规模也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无疑将增大发生事故和军事事件的风险，其中包含了意外升级的多重风险，甚至可能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战，甚至是核战争。

北约最近决定在2024年举行“坚定捍卫者”军事演习，就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例证。这次演习很可能成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演习，届时将有4万多名官兵以及50多艘军舰参加。不难预料，北约的这一举动将促使俄罗斯在与北约部队的接触线沿线实施大规模演习计划。

在关于欧洲安全困境的新讨论中，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俄罗斯可能会在当前冲突的某个阶段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且这一观点在俄罗斯专家群体中的接受度正在不断提高。

俄罗斯与西方的“新共存模式”

然而，与冷战时期的情况一样，当代欧洲的分裂并不意味着东西方之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或者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没有共同或重叠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交汇点在于降低无节制升级的风险以及持续政治、军事对抗带来的成本。换句话说，双方都需要危机稳定机制和军备竞赛稳定机制，尤其是如果不能排除未来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或激烈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就更需要这样的机制。

《构想》隐含地支持这一观点，主张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建立“新共存模式”，并指出“与欧洲国家形成‘新共存模式’的客观前提是地理的邻近，以及欧亚大陆欧洲部分的人民和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深厚的文化、人道主义和文化纽带”。

未来“共存”的概念在《构想》中没有详细阐述，人们只能猜测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实践中将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它与苏联时期“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概念相呼应。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已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共存”一词的再次出现意味着东西方之间在观念、叙事、利益，尤其是价值观方面仍然存在深刻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将长期存在。

我们应该记住，“俄罗斯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概念仍然缺乏具体细节，也存在多种解释。例如，1993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主要国家的基本法为蓝本，这些国家的基本法非常强调代议制民主、制衡、个人人权等。就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而言，今天的俄罗斯比全球南方的国家更接近其西方邻国。

俄罗斯将自己定义为“文明型国家”，但这一概念仍然非常笼统，它还需要大量的概念阐释，来避免完全通过俄罗斯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欧洲来定义俄罗斯。在当前阶段，很难预测所谓的东西方价值观差异是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还是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机制和社会趋势。

抛开这一基本问题不谈，为缩小俄罗斯与西方在安全领域的具体差距，双方应首先恢复现已中断或冻结的沟通渠道。除了结束正在进行的“外交战”，将双方使馆恢复到正常运作模式外，最重要的是让双方重新进行多样化的军事接触，不仅包括最高级别的接触，还包括恢复一系列沟通协调机制。

值得提醒的是，2014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在军事行动层面的合作就停止了。当时北约得出的结论是，继续保持军事合作将表明西方愿意继续“一切照旧”，并事实上接受克里米亚半岛法律地位的改变。这一决定在俄罗斯受到批评，理由是沟通不应被视为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也不应因一方的不满或失望而收回。

一旦恢复沟通，双方就可以着手采取各种措施，建立信任关系，使各自的军事活动、计划和防御态势更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也许，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都展示出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维也纳文件》或《开放天空条约》等经过检验、但目前处于休眠或冻结状态的多边机制，可以通过修订和现代化的方式重新启动。

《合作空域倡议》（Cooperative Airspace Initiative，CAI）作为一个鲜为人知但却相当重要的多边成就，也非常值得关注。2002年，为应对911恐怖袭击《合作空域倡议》由北约-俄罗斯工作组设立。该协议旨在提高透明度，提前通知飞机通信丧失等可疑的空中活动，快速协调并联合应对欧洲空域中的安全事件。同样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俄罗斯与北约就波罗的海军事飞行期间使用应答机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支持的项目组谈判达成。

然而，即使是恢复最基础和最技术性的多边协议，都是极其困难的，至少在近期内都是如此。可以说，现在任何基于欧洲多方共识的多边安排都是不现实的。例如，欧安组织（OSCE）的57个成员国，横跨三大洲，总人口超过十亿。北约联盟也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集团，理论上每个成员国都可能阻止北约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哪怕是技术性协议。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有许多建立多边信任措施（Multilateral CSBM）的成功案例，但这种形式也有很多失败的情况。例如，长期以来，俄罗斯和北约在军事演习观察员问题上争议不断，尤其是围绕突击演习的观察员，双方未能达成妥协方案，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军事行动交流已经终止。虽然双方回到谈判桌上，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重视，但在更具挑战性的地缘战略环境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加困难。

同时，还有美苏之间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可以作为构建更宏伟目标的基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美苏《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INCSEA）。俄罗斯与英法德、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荷兰、加拿大、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北约成员国之间也有类似协议（ICSEA）。

但遗憾的是，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以及黑海附近的大多数国家之间并没有这样的协议。在许多情况下，《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已经被证明有效，将其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北约成员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个有趣的先例是1989年美苏《防止危险军事行动协议》（DMA），该协定要求军队在边境地区谨慎行事。2015年秋季，美俄在叙利亚启动了冲突降级机制，这一成功经验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有特殊价值。因为它在政治紧张的情况下，提供了低调专业的军事接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类似的低调安排，应用在世界上其他局势紧张的地区，当然这也适用于欧洲。

美苏曾经达成的大多数协定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一位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争前线操作无人机，摄于2023年3月。图：纽约时报 TYLER HICKS

不用说，美苏之前达成的大多数建立信任的措施都需要现代化改造。即使有政治意愿和专业承诺，这也并非易事。例如，《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本来是为了防止有人驾驶的飞机相撞。然而，现在在冲突地区，充斥着大量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在1972年或1989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无人机的出现。两架无人机的操作员可能位于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个角落，他们之间如何有效沟通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双边协议比类似的多边协议更容易达成，但前者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未来的任何协议都应考虑到，西方越来越依赖多边力量而非单个联盟成员的力量。这种防务的“多边化”也必然导致未来建立信任措施的“多边化”。

同样，随着俄白安全一体化进程加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越来越有必要在与北约的接触线沿线建立各种具体的信任措施。尽管对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来说，通过更具包容性的欧安组织（OSCE）机制来工作在政治上更为容易。但在某些情况下，只能通过北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进行多边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