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将棉花赊给农妇，待纺出线后再收本钱。根据纺织的质量给参加纺织的妇女发工资，对于成品率高的予以奖励，不合格率高的予以罚款，罚款给全体合作社成员分红，平均每三个月分一次红。由于战时边区通货膨胀严重，后改为给参加纺织合作社的妇女以实物工资，以小米代替货币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开始，妇女对纺线抱着怀疑态度：“俺们这拙手可干不了这精细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涞水唐各庄一个老太太原来就会纺线，“土八路”组建合作社后，她积极加入合作社，一面教其他妇女纺线，一面自己纺。全村七十架纺车，一年纺了六十斤棉花，买了一头牛。看到纺织对自己有利，不只青年妇女，就连老太太都积极加入妇救会。七八个凑成一伙学习纺织，团结了广大妇女在妇救会周围。

北岳区所属的完县东白司城的潘翠山在八十天内纺了二十四斤半线，织布七匹，被边区评为“纺织英雄”。其村98位妇女，除四人因年老体衰不参加纺织，余下的自1942年10月27日起到1943年正月止，共领棉花509斤纺线497斤，得工资3442.6元。从12月11日到2月11日共织布94匹，得工资1200元。边区不仅开展棉纺织，阜平、平西、行唐、灵寿等地区还积极开展毛纺。

行唐西城子村，在三百个妇女中间有一百多参加纺毛，每人每天可纺毛三斤，三天可织毛衣一件，两天可织毛背心两件。据精确统计，自1942年到1943年2月全村纺毛工资收入达12000元，每个妇女都赚有毛衣一件。边区青年妇女刘青云发明了枣木锭子，比铁锭好使、效率高被边区评为发明英雄，并给予现金奖励贰佰元，在全边区推广。¹²              

这都是以前被人看不起、被侮辱的对象，“土八路”来了之后，她们成为自己的英雄。广大劳动妇女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纺织活动，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条件好的合作社还聘请大夫为社员治病，这也提高了社员入社的动力，同时给予农民最简单的医疗服务，甚至还组建了医疗合作社。

雁北生产的“三环牌”土布、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高街生产的“高街布鞋”在抗战结束前成为畅销平津、晋西北的名牌产品，这些都浸透着广大边区妇女的汗水。

良性循环

劳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纺织提高了经济地位，也提高了其家庭地位。通过几年的教育和合作社运动，妇女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由于没有出台婚姻法，妇女干部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没有依据，于是边区决定在1941年出台婚姻法。

出台婚姻法之前，边区召集广大边区妇女对婚姻法进行讨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提起年轻时的遭遇，痛哭流涕地对年轻妇女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据晋察冀边区妇委书记、中共北方局妇委书记田秀娟《1945年关于妇女工作报告》）婚姻法的出台使保护妇女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婚姻法出台后，1942年平山县有353件离婚案，大多数是妇女不甘丈夫虐待提出离婚，这是妇女独立的一种体现。以后又相继出台了包括妇女生产后的产假法、哺乳妇女的哺乳法，以及女工工作保护法、女子继承法等等。

通过“土八路”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努力，“妇女也能顶男人办事了；男人下地回家之后也做饭了；打骂老婆的也少了，离婚率也降低了；“童养媳、早婚等现象随着生产的开展而日趋消除。”¹³同时也提高了女童入学率，边区农民说：“口袋里有钱，谁不让孩子认识几个字呢？”

当然也有死脑壳——对于这类人，“土八路”发动儿童团天天上他家说他是“落后分子”，“落后分子”在边区老百姓心里几乎和汉奸划等号的。同时，经济地位的提高又增进了广大妇女学习文化的热情——平汉路沿线妇女赶庙会不买别的，先买钢笔、墨水、笔记本等物，足见其学习热情！¹⁴

经济地位的提高又增加了妇女参政议政的热情。1940年晋察冀边区改选，除冀中外边区192万妇女中有135万妇女参加选举。当选的区代表362人，村长、副村长139名，村委会委员1425名，村代表5052人。不仅年轻妇女积极参加，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不甘人后。选举人中有衣冠楚楚的妇女，也有破衣烂衫的佣妇，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妇女。

游击区也在夜间进行选举，许多妇女不顾丈夫的干预，积极走出家门参加选举。选举中有的妇女积极揭发原村长的贪污行为清算账目。妇女代表当选后发表施政纲领。有的说：“要彻底实行合理负担，一个小钱也不浪费。”有的女村长说：“要改善大家的生活，服从上级领导，有错误请大家和领导处分。”有的说：“大家既然赞成我，我只有尽力干，但是光靠我一个不行，希望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