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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关键字: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特质历史逻辑鲁迅矛盾创造社太阳社五四运动文学与政治且不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迷茫岁月中,以《蚀》三部曲和《从牯岭到东京》等论文传递了“要抓住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45]那样的意思的茅盾,就是到了1931年,鲁迅也还是认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46]就整体而言,在五四以来所谓“民众”文学的作品世界中,居多数的甚至只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47]。这也不仅仅是一般的新文学作品的特点,就是政党政治所支配的那些作家也不能摆脱自己同样作为“智识阶级”的局限,往往只能写出“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而站在“智识阶级”前头的是“工农阶级”和“中国的工农的党”,因为这个党的存在,“智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48]。
因此,尽管在左联成立近两年之后,“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49],尽管萧三到1935年时还认为左翼作家“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且存在“关门主义”的毛病[50],但是,毕竟还是因为左联的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才蔚成风潮,描写农村经济的破产、地主阶级的崩溃、工人的斗争、广大的失业、广大的贫民生活,克服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性和同路人性等才得到自觉的提倡,出现了包括《春蚕》和《一千八百担》在内的大量表现农村经济的小说。
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信运动、用俗话用工人可以听懂的语言来写作,进而开展一个新的“俗话文学革命运动”等,也都因政党政治的推动而开辟了新的局面:“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知识分子现在口头上的俗话——从最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51]
如果说在1930年代的中前期,向着现实的深处、向着工农大众的趋近还基本是作为一种理论导引的话,那么在经历抗战之后,这一趋近就成了真正的客观事实。因此抗战的爆发和上海的沦陷,使得现代作家出现了一个地理空间的迁移,从上海到延安的迁移,从沿海到内陆的迁移,“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他们不能不离开安定的故居⋯⋯深入了荒凉落后的内地⋯⋯他们很自然地离开了狭隘单纯的所谓‘作家群’的生活,而开始实践了‘和大众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必再以‘想象’和‘回忆’为题材的主要源泉,而可以拿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万千大众的现实生活)为写作的根据”[52]。
而这种空间的迁移同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结果。地理空间的迁移使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现实感”真正得以落实,“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所执着的现实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强化,“工农兵”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农民”成为这个新的“现实”的具体肉身。由“智识阶级”的视野出发所看到的“现实”一转而成由“农民”的视野出发所看到的“现实”。众所周知,从理论上总结了文学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所应采取的姿态的指导性纲领就是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四
然而,我们也发现,就在“现实”经过了漫长的“下沉”过程获得了自己具体化的肉身,特别是当这一肉身最终结晶为“人民”这一概念的同时,“现实”也逐渐出现了凝固化的倾向。在几乎整个现代史上作为一个难题的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的“难题性”在慢慢消散。如上文所论,在现代文学史上,李初梨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及后来周扬们的“正确的世界观”,乃至整个政党政治在文学问题上的基本姿态是倾向于从外部俯瞰中国社会现实,以必胜的信心来面对中国社会的难题的,但是,这条线索毕竟还只是整个现代文学史的某种组成环节,且不断受到政党政治内外两方面的批判和反思,没有别的,这正是由中国社会固有的难题性和中国革命的新颖性迫使所有的规范性答案不得不一一按照中国历史自身的脉动来调整自身所导致的。
然而,从1940年代开始,特别是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之后,这条线索似乎越来越扩张为主线。[53]周扬一派和胡风一派之间围绕“主观”、“现实”等问题的论争正是这一扩张在客观上的表现。没有政党政治的推动,就没有“现实”的深化,但是,深化的结果似乎又带来了凝固化的问题,这一悖论凝结在“人民”这个概念上。进一步说,也表现在此后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同意作者所说的文艺“如果能够描写现在,深深的彻到核仁,达了常人凡俗的目所不及的深处,这同时也就是对于未来的大的启示、预言。”[54]也就是说,“对于未来的大的启示、预言”是“深深的彻到现在的核仁”的一个一个可能性,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一个效果。
但是,从1940年代开始,这个结构被慢慢翻转了,“未来”不是作为“现在”的可能性的结果,而是“未来”越来越被作为一个无比确定的东西从而成为借以把握“现在”的出发点。我们曾在钱杏邨们那里领略过的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信念如果说还基本上是作为理论推导的结果,那么到了1942年的周扬们那里,这种信念就变成了确信,因为“光明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55]。
如所周知,这种对于“光明”的确认也构成了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基本设定。无需赘述,论述这些并非说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史越来越趋向于光明的进程表示怀疑,也不是要因此贬低当代文学的发展,更不是说我们格外迷恋难题和矛盾。当代文学自身所承载的历史课题,特别是它力图创造现实、成为“革命的推动者”[56]的使命容当结合中国当代史详细论述。
只是,当我们回溯历史,特别是意识到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进程所遭遇到的若干挫折的时候,就会不由得看重被现代文学作家们所普遍视为创作出发点的对于中国社会之难题性的把握,以及由此带来的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失败感”。持续地保持这种“失败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胜利,而丧失了“失败感”就会不期然迎来失败,这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启示吧?
(本文原载“保马”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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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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