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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关键字: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特质历史逻辑鲁迅矛盾创造社太阳社五四运动文学与政治正是在“小说界革命”中,才有梁启超将“小说”与“群治”并举,鼓吹“政治小说”,并且自己动手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把素被轻视的小说和政治问题关联在一起。但是,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并不足以构成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因为在这里,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还是外部性的。所谓外部性,是指对于康、梁及他们的论敌来说,政治,即对晚清政局的思考早已有了答案,这答案或者是君主立宪,或者是共和革命,但无一不是既成性的东西。文学只是将这一既成性的答案传播出去的媒介,文学本身并不需要思考政治之出路何在,文学并不直接面对中国社会之难题性。因此梁启超的努力终究不脱传统“文以载道”的框架。
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文学不应该和“道”发生关联,更不是要流于鼓吹文学的所谓自主性。我们不同意“文以载道”的框架,关节点在于这个框架预设了“文”外之“道”的先验存在。在这框架内,“文”的生命最终是系于“道”的。一般狭邪小说、侠义小说不必说,就是晚清文学的优秀之作“谴责小说”也只是经验性地罗列零散的现象,将现实黑暗景观化而已,“谴责者”自身是置身在这景观之外的。在内在逻辑上,这和中国传统的道德劝诫作品一样,共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识,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描写的往往是个人,而这里呈现的是社会和官场。由此,也可以理解“小说界革命”之结束,从根本上说,并非源于文学市场的变动或者文学杂志的浮沉,而是因为20世纪最初十年的多数小说作品所鼓吹的“立宪政治”的终结。当着“政治”终结之后,仅仅作为媒介而存在的“文学”自然也就翻腾不出更多的花样。
那种认为“政治”已经在某个地方,已经作为一种完成的东西存在着了的观念,经由辛亥革命——亚洲的第一场共和革命——而得以实现。但是,很快,这种完成了的“政治”就被一系列政坛乱象出卖了。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8]。最先进的共和革命的夭折,迫使时代的思考者们转而谋求民众之“最后觉悟”,要求刮磨“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9]。
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由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的方式将同时代最大的“政治”,即“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状况纳入自己内部的一次尝试。概括地说,这是“在文化内部思考政治”。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内部思考政治”的“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有某种确定内容的“思想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民主”、“反传统”等具体方案。实际上,对科学和民主的介绍早在晚清就开始了,对于章太炎来说,这反而应该是需要批判的对象。[10]近代对于传统和儒学的批判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今文经学家对“刘歆作伪”的考察,到了晚清则进一步汇合为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两方面对于中国历史和儒学传统的再评价。[11]
这些主题出现在运动当中,并且由新文化运动而得以强化。但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新颖性并不在此,而是在于陈独秀用拗口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传递出来的“觉悟”一语。“觉悟”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用词,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调。这一出自佛学的词汇,正如在佛学的脉络中指示着“空”的意思一样,在新文化运动中,“觉悟”也指向了一片虚空。不同的是,在佛学脉络中,“空”是般若智所把握的最高真理,而在新文化运动中,“空”则包含更多的否定性,即“觉悟”包含着更多否定性。
《新青年》杂志
“觉悟”表达了一种要和以前的一切进行断裂的意识,即所有既成的东西均在这个瞬间被意识为无效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基于一种彻底的废墟感而产生的运动,“新青年”、“新潮”、“青春”、“少年中国”等意象所传递出的创造气息,也只有在理解了这种废墟感之后才能真正地把握。否定性的“空”的意识在原理上将截断任何自鸣得意的形而上学思路,对于这种“空”的意识,对于这种“废墟感”而言,唯一的真实就是废墟本身。
因此,抓住乃至不惜深陷到废墟一样的中国现实,恐怕就是面对中国的最忠实的态度。而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开始就借鲁迅之手而表现出来的态度。“觉悟”的“空”,在文学上的对应物就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所描写的“难见真的人”。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代表性实绩的《呐喊》诸篇,正是以“难见真的人”为起点而展开。对于这“难见真的人”的中国现实,鲁迅的态度不是“批判”,自居于高明而擅长“批判”的是那些“穿长衫者”。对于鲁迅来说,阿Q们是黑暗的,但是,他们却是“黑暗的积极人物”[12]。
我想,阿Q们之所以是“积极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觉醒的瞬间[13],更在于他们就是中国唯一的实存,因为要么干脆放弃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只要哪怕是尝试着思考中国,就必须正视阿Q们的存在,就必须和阿Q们一同前行,“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14]。在这里,容不得任何延宕开去的许诺和预言:“仰慕往古的,会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5]我们认为,这可以概括为“现在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它凝结了鲁迅“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努力。
“现在主义”以其对于“现在”和“地上”的毒蛇怨鬼般的执着持续冲撞着所有堂皇、明确的改革方案,也内在地否定了自身作为一种主义话语的规范性,而且,这一借助了“文学”的样式而发展出来的思想方法还进一步突破了“文学”的规定性,并翻转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当鲁迅说“我希望我攻击时弊的文字和时弊同时灭亡”的时候,这不只是鲁迅的谦虚,而是对于鲁迅而言,文学并不是完成于自身的,而是完成于和现实问题的交锋,只有在与“现在”及“地上”的现实难题交锋的界面上,鲁迅的文学才存在。
就此而言,相比于称鲁迅是文学家,不如称他为战士更能表现出他的位置。进一步说,不仅鲁迅,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不也是一种“战士”的态度吗?当着茅盾宣告“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16]时,当着创造社诸位要求“重新创造自我”[17],相信“打破这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18]时在在显示的不都是“战士”的态度吗,何曾有一丝一毫顾惜规范化“文学”的意思?而当我们联系到鲁迅1931年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19],则甚至可以说,“战士”已经不仅是一种态度,它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的真实的身份。无疑,这不是整个现代时期所有作家的态度和身份,但如果说它潜在地支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质,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
从一个稍微拉长的视野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整体上乃笼罩于一种“日之将夕”“以梦为邻”[20]的令人郁结、烦闷的压抑气息当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接续了洪秀全的“尽把凡情丢却去”、谭嗣同的“冲决一切罗网”的精神,对这种压抑气息的总释放,因其彻底的否定性而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效果是空前的。但是,对于所有旧的东西的否定并不能自然带来新的东西的创造,思想解放也并不能自动带来真实的社会解放,不能带来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这同时代的两大压迫力量的消除。
实际上,就在运动尚在进行的1920年,罗家伦就发现了新文化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创造乏力的现象,其中最集中表现为作为运动之主体的青年学生面对因为运动的深化而新出现的“群众”而无可措手的问题。[21]绾合了新文化运动的能量同时也接手了新文化运动所没有解答的难题的新的力量,是1920年代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政党。作为一种现代政治之表象的政党,在中国结胎于清末的立宪运动,最早的政党大概是清朝资政院由民选议员所组织的宪友会。[22]
但是,早年的政党运动都是逡巡于既有政治架构内,整体上甚至不脱旧时“朋党”的气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并且试图凭借政党自身的理念和动员能力彻底改造政治架构,特别是要联合“群众”这一崭新的政治力量的政党的成立和完善,则是192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就是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也可以说,正是在1920年代,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出现了,并在此后的整个现代时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政治形式。
政党政治,是要以政党“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23],“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24]。因此,当着“必须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除了这没有法子救中国”[25]这样的意识成为思想界一种普遍性认识的时候,政党就获得了整个时代之枢纽的位置,它将吸纳和牵引全社会各领域的思想和实践的运行方向。这不仅是因为政党立足的理论体系比同时代其他理论体系更高明、更完整[26]——既能说明社会难题的成因,又能提供解答难题的对策,更能勾画未来远景,而且也因为作为思想之肉身的政党有着将思想本身现实化的行动能力。因此,同样以“政治”,即探求中国危机之出路为主要课题的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也受到政党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所据以立足的那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影响,甚至径直被收编于那套完整的思想体系。[27]创造社从初期的“《创造》季刊时期”到五卅前后的“《洪水》时期”再到大革命失败后的“《文化批判》时期”的整个演变过程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一影响。不仅创造社在1920年代的演变如此,通常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重要组成环节的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杂志《中国青年》等发起的革命文学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和茅盾等人的批判、左联的成立、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创作、对《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潮流等的批判、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创作,更不用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此后整个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可以说都是在政党政治的框架内部展开的,有的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
创造社主办的《洪水》杂志
三
政党政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支配性的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实。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停留于政党政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单向的影响作用,或者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成是中国革命史的文学版,则仍然是回到了梁启超的思路,从外部去把握文学,并且也不期然而然地割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认为,即使在政党政治持续发挥效力的历史行程中,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执着地持守了“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特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一特质时而因为政党政治而受到阻碍,时而又因为政党政治而得以深化。要理解在和政党政治的复杂纠葛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需要把握政党政治自身的复杂性并从几个层次来分析。
- 原标题: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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