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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关键字: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特质历史逻辑鲁迅矛盾创造社太阳社五四运动文学与政治最显而易见的层次,是站在规范化的政党政治的对立面,从抵抗的角度所发展出来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如前所述,“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意味着对于所有自我宣称为答案的形而上学思路的怀疑,它要求沉入现实的更深处,将中国现实的难题性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不轻言“未来”的“现在主义”的思考方式。而政党政治在逻辑上则相反,其理论基础是体系性的,也就是必然要预设政治斗争的出路、方向和必胜的前景。
因此,受政党政治影响的文学理解必然和在新文化运动中酝酿产生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发生冲突,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的“革命文学论战”。在论战中,新锐理论家们或者站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制高点上俯瞰文学、俯瞰革命[28],或者确认了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信念而要求“落伍的”新文化一代作家具备“政治思想”[29]。他们用福本和夫和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从外而内、从上而下地把握自己的同时代,对于他们来说,“问题是在观点,而不在题材”[30]。
与之相对,新文化一代作家则执着于“现世”,“正视现实”,反对“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提倡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31]。而在这一貌似保守的负重姿态的背后,凝结的是对于由辛亥革命的夭折、五四运动的退潮、北伐战争的中废等所串联起来的现代史的无言之恸。
胡风
不必再加铺陈,成为“革命文学论战”之核心的“目前-将来”、“现实-理论”、“黑暗-光明”的矛盾也是贯穿此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图。它表现在鲁迅对于左联的告诫当中,表现在两个口号的论战当中,表现在延安时期围绕丁玲、王实味等展开的争论当中,也表现在“胡风一派”和“周扬一派”从1930年代就开始的围绕“典型”和“真实”等问题的相互批判当中。[32]1948年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表,可以说是作为抵抗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脉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搏,但因胡风本身就和政党政治牵涉太深,[33]因此这又是扭曲的一搏。
当然,就像胡风在和苏汶围绕“现实”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中所指出的,“现实”并不等于“现象”,对“现实”的重视并不必然排斥“理论”,胡风所期待的是作为“历史之本质”的现实,是“阶级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的一致”[34]。但阶级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政治的正确和艺术的正确究竟该如何取得一致呢?对照1940年代以后胡风和周扬等人的论争历史,可以发现胡风的这一期待并没有取消上述对立。不仅如此,直到建国以后,在围绕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写矛盾、能不能写悲剧、如何书写“中间人物”等问题的讨论中,依然能看到上述对立的存在。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和“政党政治”思路之对立,并不能被径直抽象为一般的“文学与政治”或者“文学与权力”的冲突。这种对立的核心不在于实体性文学与实体性政党的对立,而在于两种不同思想方法的对立。也因此,政党政治并不是天然就和文学对立的,政党政治也可以和文学本身所携带的政治能量有相当的重叠。这一点,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左翼政党来说就更是如此。
1942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述深入生活的问题
因此,除了这最显见的层面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和“政党政治”思路的纠缠重叠,特别是分析中国现代史上的左翼政党本身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质不仅贯穿了上述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些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构成了被政党政治所支配的那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思想的显著标志。不,更确切地应该是说,即使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也正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质不断叩击着政党政治的体系性边界而成为其创作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性紧紧抓住了中国的现实,使得任何同样试图去把握现实的政党不能无视这一特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难题性和独特性迫使政党政治也要不断向着这个难题性、向着现实开放自己,突破既定的框架,实现自我更新乃至理论意义上的自我否定。[35]也就是说,要把自己从“将来”、“理论”、“光明”这一维度上俯下身来,尽可能去拥抱“目前”、“现实”和“黑暗”。
当着左联成员说:“中国劳苦群众所受的痛苦乃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痛苦,他们的生活比任何民族都更非人的。这是中国劳苦群众要求革命的唯一而十足的理由”[36]的时候,当着1940年代延安的理论家们说:“我们改造这世界的工作就只有从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开始。⋯⋯我们只有说实话,只有大喊大叫的去宣传实话,在那里面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37]的时候,我们所体会到的正是这一种朝向现实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否定。
要抓住现实的脉动,这一点,不仅延安的理论家们意识到了,就是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意识到了。国民党在1930年代所推动的民族主义文学和民族文艺运动承接了自晚清以来就涌动的民族主义浪潮,应该说也是抓住了一部分中国现实。但是,国民党自身高度的封闭性,以及粗暴的干涉主义导致其所推动的文学运动只能昙花一现。[38]
与之相对,多数左翼文艺理论家则一直保持着将“理论”开放给“现实”的高度自觉。对于左翼文艺家来说,政党政治所支配的文学虽然总是要立足无产阶级意识,以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武器,但作品如果没有正视现实,没有真实性,也会“形成生活感的空虚”[39],造成“脸谱主义”[40]。
这里,在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和“现实”之关系的把握上,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分离的从而采取兼顾的态度,更不是把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看成是先于正视现实的既定的东西。而是相反,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和它之成为有力的武器,恰需要首先沉入民众生活的深处,和民众产生共感。
不是别的,正是“‘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后胜利的道路”[41],因为,“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42]这些且都不必再说,就是被冯雪峰批评为东鳞西片地凑拢理论,“实在是一个小钱杏邨”[43]的周扬,不也一直在争夺对于“现实”问题的阐释权吗?所不同的只是周扬更倾向于把握“远景”、“主流”,把握“未来的现实”,但在他看来,这不是离开现实,恰恰是更真实的“现实”:“从现实的主流出发的国防文学无疑地是最现实主义的文学。”[44]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更进一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党政治的推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进路所携带的“智识阶级”的嗅味才慢慢消散,其念兹在兹的“现实”突破“智识阶级”的生活世界而进一步下沉,其关注的“民众”也从抽象走向了具体。而且,以往文学的规范形式也在由政党政治所推动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发生蜕变,从1930年代开始出现了速写游记、墙头小说、小歌剧、朗诵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
- 原标题: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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