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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关键字: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特质历史逻辑鲁迅矛盾创造社太阳社五四运动文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当前正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状况当中。晚近以来,研究者或者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长时段提法将“中国现代文学”含而化之,或者用“二十年代文学”、“三十年代文学”这类更细致也更实证的命名方式将其搁置或分离,或者用“民国文学”的概念将其替换。
有些还在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则或者追步异域执着于“现代”、“现代性”等理论概念的反复定义,或者径直用“新民主主义”、“西方文明”、“个人主体性”、“民族国家想象”等来指涉“现代”。上述各项研究的价值容当结合各自所从出的历史现场浓墨再述,这里要呈现的是一种略有差异的观点。
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其独立性,并且,“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为“现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现代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这种从形式层面展开的表述透露了对于“现代”的一种凝固的实证化也是自我循环式的理解,也不是因为它从外部指涉了“世界文明”或者“民族国家想象”之类——这种外部性的视角说到底是“反映论”的,从而将“文学”置于客体的位置,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的“内部”直面了中国的现实困境,并且近乎是毫无凭借地对这一困境展开了思考。本文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特质简要概括为“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一
“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意味着“政治”即对同时代中国之困局的挣扎和突破,不能在“文学”以外的任何领域找到现成的答案,唯有文学,唯有通过文学式的思考,困局的呈现和突破才有根柢上的可能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包括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内的各式主义和理论体系都曾走马灯式地上演,这些主义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困局都有相当程度的思考和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和这些主义所指涉的内容时有交叉重叠,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党派性,但中国现代文学内核性的特质,它的真正的自我规定性,在于它在根柢上对于所有这些主义的不信任,而赤手空拳、一空依傍地走在一条独自面对同时代现实困局的道路上。这种对于所有规范性的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对于所有宣称是答案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眼光始终向下,向着现实的更深处探求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格。
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自我规定性,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面对各式思想和理论体系有意识地采取了自我封闭和退缩的姿态,不是说它排斥思想和理论体系而坠入一般的修辞和审美之域。恰恰相反,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各式思想和理论体系采取了极为主动,甚至可以说是急切的对话与交锋的姿态,而对话和交锋的结果不是让自己成为既定思想理论的传声筒,而是促使所有这些思想和理论体系都在其作为思想体系的位置上产生裂变、动摇乃至瓦解,促使其从作为答案的位置上转变为问题。
“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对所有自我标榜为药方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源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的深刻性和独特性表现在并不只是将危机对象化,而且是将自身也放在危机当中来认识,甚至将认识这种危机是否可能也问题化了的意识。鲁迅的“自在暗中,看一切暗”[2]的姿态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种意识。
相比于革命、宪政、西化、复古等各色药方,这种认为连对危机的认识是否可能也需要充分问题化的思想意识是相当无力的。然而,也许可以说,正是这种无力性反过来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一个从内部观察中国社会的契机。
因为只有彻头彻尾忠实于这种无力感,才能获得一个站在危机之最底部的位置,从而整全性地把握这一危机的契机,才能最大可能地将危机的深重性凸显出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以这种无力感深刻把握现实危机之深重性的是一种可归于广义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紧紧围绕“现实”这个范畴所展开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探索,它们在“现实”这个铁砧上反复锤炼自己,以至于要把自身都消弭到“现实”中去。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最忠于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知识领域,用现象学的语言来描述,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存在”而非“存在者”的高度上联系了和同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
由此可以说,“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也就是在现实内部思考政治。这一思考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般地重视作为经验对象的现实,而是思考者自身也处在复杂现实的牵绊当中,这种牵绊如此之纠缠,以至于遑论把握现实,就是将现实对象化也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通常说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自然是对的,但也不能不说这种概括是太过平面化了。因为现实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创作手法,而是需要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把握的范畴。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就不能局限在一般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创作技巧的层面去认识,也不能径直上溯到欧洲或者俄国的源头处去做对等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特点应当从“中国的现实”这个角度去认识,和唯物论一样,它是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把握中国现实的方式。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对应着哲学上的唯物论,共同折射了中国现代史的独特性。从消极的角度说,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中国现代史迫使所有现成答案均显示为无效的难题性;从积极的角度说,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中国现代史沿着孙中山所说的“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3]的指示探索自己道路的新颖性。换言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几乎唯一有效的思考支点,或者根本还只是思考的起点的,就是中国现代史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就是唯物论的“物”。
诚然,并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同等地领受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难题性,并且勇敢地也是退无可退地在文学内部思考了这一难题性。甚至可以说,长久以来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文学,可能恰好就是那些在各式既定的主义、理念面前充当了媒介的文学,或者是从域外的各种关于“文学”的规范性定义那边出发的文学,乃至是从这个难题性上不断退缩的文学,并且以这种对于中国现实之难题性采取了回避态度的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
“从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自然不是要拒绝政治,守护文学的所谓独立性,但也不是要文学屈从既定的政治架构,去充当既定政治倾向的媒介和传声筒,而是要把“政治”拉回到“文学”内部,展开持续的拷问与思考,从而发出现代文学自己的“心声”。我们反对文学屈从政治,不是因为政治会“损害”文学,而是因为这实在是“降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能量。
我们认为,正是那些把现实难题放在思考的中心,面对现实难题迎头而上,不轻信任何许诺而把现实的难度尽可能表现出来的作家和作品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得以成立。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要由此抹杀比如现代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或通俗文学等的价值[4],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上述特点尽管没有匀质地表现在每个作家身上,但或许正是它构成了理解具体的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内核,而把握各不相同的现代作家和作品之现代品质的成色,正可视其与这个内核的距离远近而定。
正如丸山升指出的:“与人生-社会紧邻这一性质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色。这一特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5]也正是这个特色支撑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独立性,使得它强烈地区别于“中国当代文学”。
二
以上,是就中国现代文学之特质的简要提示。为了更好把握这一特质,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动中去,在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去探索这一特质萌生、成立、展开、变形的印痕。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我们获得了“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前提性理解,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如下进程。
梁启超
在晚清,准确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经由梁启超等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潮流的推动,文学的位置才变得分外醒目。在这之前,思想界所鼓动的主流是因应了富国强兵之需而备受推崇的“实学”思潮[6],文学在整体上是达官贵人或失意文人饱食之余的消遣之具。海外学界早有“被压抑的现代性”之说为晚清文学张目,但究其实,那些所谓求新求变的文学试验并没有真正介入对同时代难题的思考,毋宁说还只是时代难题的浮萍一般的衍生物,如谭嗣同所言:“中外虎争,文无所用”[7]。
- 原标题: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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