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指责新疆禁蒙面罩袍法规

米华健还无端指责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称该法规表现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刻意压制。事实上，此前自治区有关部门已对出台此项规定的原因作出说明，即蒙面罩袍并非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而且《古兰经》中也只是要求女教徒使用面纱，并非像蒙面罩袍那样将整个身体包裹得密不透风。后一种装束纯属宗教激进主义中极端化思潮的表现，因此绝不适宜在公共场所中穿戴。近代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穿戴习俗班班可考，完全可以证明出台此项规定的理由信实可从。而米华健将此类装束定性为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显然是无视有关部门的解释，实属诋毁、污蔑之词。

早在1812年，一名外来的穆斯林旅行者记述了叶尔羌等地妇女，不论是门第高贵或家世普通，都不用面纱遮面。1860年到南疆收集情报的俄国哈萨克裔军官瓦里汗诺夫也说，当地妇女虽在外出时会披着特定的面纱，但她们的面容却总是暴露在外，真正严格地披戴面纱的是新疆以西的浩罕人和布哈拉人的妻女。此外，他还将南疆社会对宗教信仰的平和立场归结为当地同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比同西方伊斯兰世界更为顺畅而密切。由此可见，在阿古柏入侵前的维吾尔社会中，就连戴面纱的习俗也没有流行。阿古柏为掩饰自身作为外来入侵者的真实面目，通过大力强化宗教意识形态来取得神职人员等的支持，企图为自己的反动统治增加宗教上的合法性，这才大张旗鼓地在南疆实行伊斯兰法规，其中就包括强迫妇女必须佩戴面纱。

晚清前往南疆的欧洲人士对此有明确记录。英国特使沙敖称南疆妇女在外走动时习惯于不戴面纱；同一时期前往南疆的俄国人也注意到，在清朝统治下的当地妇女往往可以在街上公开露面，但在阿古柏入侵后却遭到极大限制，因为后者极其严厉地实行教规，命令妇女外出必须佩戴面纱。当地一位商人对英国人直言不讳地表示认同清朝，因为清政府统治时期不会有宗教法官带着随从整天到街面上去驱赶妇女，大街小巷几乎天天都充满着市场交易的喧嚣。阿古柏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导致其反动统治很快土崩瓦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阿古柏入侵时期，也只是勒令妇女务必戴面纱而已，并未要求她们身着蒙面罩袍。由此可见，米华健将蒙面罩袍臆断为新疆穆斯林传统习俗，距离历史的真相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晚清收复新疆后，当地很快恢复了开明宽松的政策，废除了浩罕入侵者的苛政，所以在清末来到新疆的外来观察者笔下，再次出现了当地妇女平时不常披戴面纱的描述。例如俄国探险家别夫佐夫在考察喀什噶尔一带时发现，在阿古柏时期强力推行的穆斯林妇女头戴面纱的规定已不再流行，繁华村镇中的妇女往往不戴面纱，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妇女更是从来不曾遮脸；他在库尔勒所见情形也基本如此。2008年出版的伊尔迪科•贝勒汗《1880—1949 年间新疆的社区问题：维吾尔族历史人类学分析》（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一书，概括了19 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造访者记述的新疆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佩戴面纱的情况：只有富裕家庭的妇女才相对严格地遵守这一规定，而广大中下阶层的妇女至多也就是在陌生的外来人走近时背过脸去。可见，黑色罩袍绝非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服饰，甚至头戴面纱也颇不流行。因此，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解释完全符合新疆的历史传统。

至于男子留着从双唇直到颏颔的大胡子，同样与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无关，上引伊尔迪科•贝勒汗著作中收录了16幅20世纪上半期瑞典人拍摄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照，其中完全不见男子留有大胡子。其实更早在清代文献中就有回部男子虽不剃髭髯，但为饮食方便剪去唇须的记载。男子蓄大胡须显然是刻意模仿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下穆斯林男性的打扮。而米华健竟将其归为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要么说明其宗教历史知识极其贫乏，要么就是为混淆视听而刻意杜撰之。

让人尤为不解的是，像米华健这样一位热衷于评论现实政治的“公知”型学者，似乎不应对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立法禁止蒙面着装一无所知。穆斯林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耳其和叙利亚早已分别规定女性在学校内不准戴标志性的头巾和全身蒙罩袍；同为伊斯兰国家的突尼斯也出台了在公共场所禁止女性头戴蒙面面纱的法规，以遏制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的蔓延；2010—2011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先后推出此类强制性法规。所以，如果按米华健的逻辑——即以一个地区通过此项法规为由断定当地的宗教文化传统遭到政府的强力压制，岂不是说明上述国家也是如此？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双重标准者——同一种法规，如果出现在中国，就要蒙受其口诛笔伐；而更早出台该法规的西方国家，他却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