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相比卡尼的演讲，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立场似乎有些被“盖过”。在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三国在处理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战略自主等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些微妙差异？能否概括为某种“同台不同心”？

赵海：我认为英法德的“觉醒”程度还没有达到卡尼那样的层次，但同时它们也确实受到现实条件的严重制约。

这里大致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英法德内部仍然存在对美国、对特朗普的某种幻想。一部分人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阶段性的，就像特朗普1.0时期一样，只要熬几年就能过去。他们相信特朗普只能做一届，还剩下三年，总有一天跨大西洋关系可以修复。因此，通过忍耐、妥协、退让，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绥靖去应对，仍然被视为一种可行策略。

第二，欧洲主流领导人——无论是冯德莱恩、马克龙，还是德国的默茨——都反复强调一个现实问题：欧洲的整体竞争力正在严重下滑，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美国相比，都处于劣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欧洲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来重建竞争力，并且都列举了需要投资的领域。

但问题在于，在竞争力尚未恢复之前，欧洲手中几乎没有可以用来博弈的“牌”。在这种弱势状态下，对美妥协在他们看来是迫不得已且必须的选择。

第三，欧洲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是多重的：既有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也有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在同时应对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再与美国彻底翻脸，欧洲将很难承受其后果。因此，在他们的战略计算中，与美国维持关系仍然被视为不可或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会的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提出了所谓的“护膝论”，讽刺欧洲领导人“膝盖太软”，老想对美国“下跪”。但如果把卡尼放到英法德领导人的位置上，他会不会同样“跪美国”，其实也不好说。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讲，并拿出一个“特朗普签名护膝道具”。 IC Photo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压力之下，欧洲正越来越倾向于与中国展开更为务实的合作，这一点在默茨的讲话中也得到体现。包括此前的马克龙，以及卡尼近期对华访问，都在不同程度上释放出这一信号。默茨尤其强调印度的重要性，但本质上是在寻找新的市场和合作伙伴。

尽管此前欧洲一度对华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试图发动对华贸易战，但从战略层面看，中欧、中德关系相较前两年，存在明显改善的空间。

总体而言，欧洲仍然处于一种高度迷茫的状态。尽管卡尼主义提出了方向，欧洲领导人也罗列了投资、放松监管、提升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加强防务等一系列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在多重外部压力下维系内部团结，仍然是巨大挑战。

欧洲内部国家众多，东欧、北欧、南欧在安全观、经济增长模式、对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极大。如何防止右翼势力推动欧盟进一步分裂，是摆在欧洲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从整体感受来看，听欧洲领导人讲话，既能感受到强烈的焦虑，也能感受到深刻的无奈和迷茫。短期内，如果没有非常重大的内部改革，要由当前布鲁塞尔的领导层来引领欧洲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难度依然极大。

观察者网：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您是否感受到欧美精英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出现了某种变化？另外，卡尼在谈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断裂”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长期倡导的多极化世界秩序存在交集？还是说，他们更多只是希望等待美国“回归正常”？

赵海：我觉得在看待卡尼主义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至少不再无条件屈从于特朗普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而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通过相对务实的外交方式来应对当前局势。从这一点上说，它与中国主张的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开放合作等理念确实存在交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何立峰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强调自由贸易、强调互利共赢时，在现场得到了相当积极的反响。

但卡尼主义的消极面同样非常清楚。它本质上仍然试图维护西方在道义和规则层面的主导权。在他的表述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他所说的“中等国家”包括中国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更准确地说，他指的主要是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形成一个所谓的新体制，而并不包括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

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的语言所迷惑。卡尼所设想的所谓“新秩序”，并不是一个真正包容中国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与传统西方精英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卡尼在演讲中多次影射、批评美国时，使用的那套话语体系，本身也并非完全中性。例如他提到破坏市场规则、将制裁武器化等主张，你说这背后没有暗指中国的意图吗？当然也有。包括他在演讲开头援引捷克哈维尔的案例和修辞，本身就带有这种双重指向。

所以我认为，对卡尼主义不能抱有幻想。它更多意味着在一定议题上与西方“中等强国”展开务实合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认可中国的制度模式，或者中国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整体愿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仍然需要依靠自身的团结。只有发展中国家能够真正形成合力，发出统一声音，拧成一股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相关主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成为主流。

观察者网：回头来看，您觉得这次达沃斯论坛是否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是否意味着某种时代转折？对中国的外交、经济布局和国际合作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什么？

赵海：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次达沃斯论坛具有明显的分水岭意义。

我们长期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这样的概念，但一个关键问题始终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时候到来？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被明确感知的阶段性转折点？在我看来，这次达沃斯论坛恰恰构成了这样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节点，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

百年变局本身是一个过程，而这次达沃斯论坛，通过争夺格陵兰岛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卡尼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真正进入了一个“后美国霸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美国单边霸权为核心的秩序，已经彻底终结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秩序迎来大调整的时代。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沙“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期间签署并展示《和平委员会宪章》。

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行动。

我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未消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世界迎来一个混乱动荡变革的时代，你能从达沃斯论坛听到许多声音，要求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等等。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少数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是中流砥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对中国有所诉求，我们也需要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恐怕要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当然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利和影响力。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回应这种诉求，如何系统性地阐释并推进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形成一个更加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的新国际体系？这是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

在达沃斯期间，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问题，即全球对华逆差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何副总理提出中国要逐步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这一表态在现场引发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普遍欢迎。在全球需求不足、消费低迷的情况下，这对许多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是特朗普推动成立所谓“和平委员会”，并将其作为插手国际事务、对外干涉的新工具。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联合国体系的一种架空尝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国际法权威方面，可能需要承担更为主动的角色。这不仅是外交层面的选择，也涉及国内社会对“国际责任”的认知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转变。

过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强调不干涉原则，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些原则本身没有问题，得到广泛认可。但在一个规则被频繁破坏的时代，如何维护国际体系的尊严、让多边主义具备现实约束力，如何推动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回到规则框架之内，可能需要在政策工具层面作出新的探索调整。

最后，从竞争层面看，美国现在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欧洲也强调提升竞争力，这对中国同样构成压力。在一个重新强调实力和力量的“大争之世”，中国绝对不能落后，不能放松警惕。

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整体经济结构，中国都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在“十五五”规划框架内，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依然是国家层面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经济停滞或增长显著放缓，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也难以获得足够的国际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经济增长放在国家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位置上，只有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提升硬实力，中国才能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过程中赢得尊重、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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