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就像一条链条，大家形成合力。所以我们看到贵州造桥达到的世界性高度，恰恰也代表了中国技术信息等多方面产业的综合高度。

我们反复强调，在造桥过程中有大量人才，包括设计师、监理、监测人员、维护人员，还有造桥师傅们，他们都是专业人才。贵州这么多年的建设，培养造就了庞大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队伍是否可以前往全国各地？他们到哪儿是不是都能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

许湘华：是的，在这座桥上，从开工到现在，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400多人参与，这里面有设计的、施工的、监理的、监测的，还有监控的，基本上都是老带新。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得靠前辈在实际工作中，让学生和一些年轻人跟着一步步学习，遇到难题如何解决，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只要参与建造了一座这样的桥，到第二座桥时，他就很不错了，就能成为老师傅。比如，这座大桥施工单位的总工，在前面第一座坝陵河大桥时还是个小技术员，那时才20多岁，现在40岁左右，已经是这座大桥的总工了，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主持人：这么多项目不断培养人才，人才又一代一代传帮带，这确实让人心潮澎湃。在这样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真的看到了人才发挥出的伟力。而且我想到，这里的人才不仅是高精尖的顶尖人才，实际上还有大量实操人才和产业工人。

张维为：这让我想到中国整体的工程师文化。前不久我们去德国柏林，那里一批退休的工程师组织了一个协会开展活动，他们说：“我们真是羡慕中国人，你们现在到处都是世界最伟大的工程。”我说：“你们到中国去吧，那里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丹尼尔：从一位海外观察者的视角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类人才在这里得到了何等优先的重视。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西方，有些人本来可以成为极具天赋的工程师，但因为社会体制的原因，他们反而进入了华尔街，投身金融行业，整个社会也就因此错失了潜在的优秀工程师。但中国不同，中国重视这些有能力推动国家整体发展的人才。在这里，能成为一名工程师，能参与这座桥梁的建设，是极大的荣誉，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曾有机会采访一位参与建设这座桥梁的工作人员，我问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一开始，他的家人很担心，因为这是一个在峡谷高空进行的巨大工程，但现在工程即将完工，他的父母总是骄傲地告诉朋友们：“看，那座桥，我儿子参与建设的。”

所以，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对这类人才的重视，这会鼓励更多人投身于这类领域，而他们的努力终将改善全体中国人的生活。

主持人：我觉得丹尼尔说得很对。我们在人才培养时，有一种价值引领。当然，从事金融经济非常重要，但我们不会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唯金融经济论。我们很多人才是从事工程、产业、研发的，是扎扎实实做事的。

我们现在在大桥上录节目，很多施工师傅也在这里，有的还在静静听我们分享。所以，我想借节目中的这点时间，向他们致敬，向所有参与大桥建设，特别是造桥的师傅们致敬。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师傅说，他要离开花江峡谷大桥工程了，但很期待有一天能作为乘客走过自己建造的这座大桥。我也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瞬间，感受这份荣耀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亲人。

张维为：对，我就说说工程师文化。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就一直在提倡。到现在，我们的年轻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普遍还是以读理工科为自豪，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只有中国还有，而且非常强。这个文化是新中国创立的。因为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遇到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没有现代化的机器、飞机、大炮，吃了很多亏。现在西方人也说，美国是律师治国，中国是工程师治国，结果是文化不同，成果也不同，中国在明显地赶上乃至超越。

主持人：对，文科也很重要，我们的创意、设计、审美还是要体现相当的高度。所以我很好奇，正好问一下许总工，我们在做大桥设计的时候，它美不美，你们会考虑吗？

许湘华：桥梁与生俱来就具有力量之美，它建在山水之间、大峡谷之中，能否与山河融合得好，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它的颜色，现在这个颜色，我们选了半年，对比了二三十种方案，最终选出一种能融入贵州，尤其是花江大峡谷这种苍茫浩渺状态的颜色。

主持人：昨天刚走上大桥的时候，就被这个绿色震撼了。一方面如您所说，它跟环境浑然一体，但在环境中又是那么耀眼夺目。

许湘华：包括马上要施工完的服务区，按常规就叫花江峡谷大桥服务区，但我们取名叫“云渡”服务区，来自毛主席的诗词“乱云飞渡仍从容”。当时来测量的时候，正好碰到云全部起来了，几分钟，桥位就看不见了。我们在远端，当时我有了个灵感，“乱云飞渡仍从容”。

主持人：所以这个名字是您取的？

许湘华：是我取的，但取名还是需要美学底蕴的。

主持人：是，这也是贵州人民的底蕴。两位在演讲中都说到大桥连通之后，最重要的是惠及了民生。

张维为：这次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高速平原”。因为我听说要来这拍，又是大峡谷，又是世界高度最高的跨峡谷大桥，我想肯定要走盘山公路，肯定是转呀转呀，结果从贵阳一路过来，都是高速公路和一座座桥梁，没有感觉在山区，平的、直的开过来，这就是“高速平原”。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革命性的。现在贵州在算力、大数据产业方面都领先，与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使山区变成“高速平原”绝对是联系在一起的。

万桥飞架加速了贵州内部的经济发展。因为贵州成为交通枢纽，连接的是中国的中西部，还联接到“一带一路”这样更广阔的陆海通道，贵州正在更大的建设图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丹尼尔：对当地民众来说，这座大桥将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入住的民宿主人早就为大桥即将带来的客流做好准备，客流已经在增加，因为人们甚至想在开通前就来看看大桥。大桥让当地人能从事商业活动，能更快地到城里，更高效地运输货物，这将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很吸引人的是，即便当前人口规模不足以支撑，或者商业活动还没能从大桥受益，先把它建在这里，然后与它一起发展。我在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多次见到这个模式，这种超前规划理念非常特别，尤其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主持人：你要是明年、后年再来贵州，会发现每年都有新的不同。丹尼尔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我们不仅是因为有需求才去修路、造桥，有时候，需求还没看到，我们就先把基础设施做好了，等基础设施做好之后，需求自然就生长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中国模式里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抢占了时间上的先机，不需要等。而且有了基础设施，有了完备的框架和生态之后，需求从哪里冒出来，你都不知道。

许湘华：最明显的感受是我们的旅游。贵州天气太好了，夏天确实比较凉快，但是如果没有路，全国不会有那么多人夏天到贵州来旅游，这是一个诱增因素，号称全国有1/3的人到了贵州。这个需求我们也有点始料不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路的适当超前，确实跟丹尼尔说的一样，一些企业的产业布局在一些枢纽节点上，它会去布局，尤其是对物流特别敏感的企业，一定需要交通很发达。这是诱增因素。

所以我们贵州要发展六大产业基地，要“富矿精开”。我们以前的矿石挖出来就卖出去，是低附加值的，而且因为物流不方便，运输成本还高。那么现在我们把矿石精加工，变成高附加值的再运出去。高附加值之后，对物流成本又不敏感，不管运到沿海还是运到哪里，通过高速公路、铁路运出去都比较方便。当然对于物流成本很敏感的，我们现在也在大力发展水运，水陆联运，通过水运把物流敏感的大宗货物运出去。所以我们是公、铁、水同步发展。

贵州瓮福磷矿 图自贵州网络广播电视台

主持人：从您刚才的观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未来贵州的整个产业结构将会随着交通便利持续发生变化。

许湘华：肯定会。沿江沿海为什么经济发展比较快？因为它有便利条件。如果我贵州的水运再发展起来，东部的产业就会往西部转移，因为这里有人力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全国都一盘棋了，产业结构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主持人：把桥造好，把重大工程做好，它惠及于人，不光是人的交通体验，更多的还是产业发展。大企业来了，带来一条产业链，就业解决了，因为为它做配套服务，也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它有许许多多的想象空间。

张维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喜欢规划的国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光有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还有空间规划、空间国土规划。像贵州实施的规划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么一个桥梁，花江峡谷大桥，联系云贵高原，然后通过“一带一路”跟东南亚联系，这都是整个大布局中的一部分。

我这些年每年都来贵州，有一种很朴素的感觉，俗话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虽然贵州的现代化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它的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又赶上了随着经济发展，国人开始有了更多的时间休闲，您说的可能全国1/3、1/4游客都到这来了，正是赶上这个好时代。地利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好，真的是高速公路上的平原。人和，就是这边的人民非常淳朴、非常厚道、非常热情，超级热情。我觉得这一切为贵州下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来贵州的游客中很多都是企业家、投资者，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我一直看好贵州。

丹尼尔：当我们从西方国家角度看这件事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做不出类似的项目。即便没有复杂地形挑战，你们将工程师集结起来完成项目的方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完成项目的方式，实在值得西方借鉴。我们（西方）的体制有时会陷入政治观点之争，仿佛默认必须反对对方支持的一切，最终受苦的总是普通老百姓。因此我认为，如果能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实现这一目标，传统上被看作是中国经济最滞后的地区之一，我们也能在西方完成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件事完成的模式。

主持人：我想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可能放在西方的国家，你很难想象一个工程一个区域，它会跟其他地方的发展要联动起来考虑，但是在中国有全局的把握。贵州是贵州，但贵州它又不仅仅是贵州，它是中国的贵州，也是世界的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