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环节

主持人：刚才我们聆听了两位嘉宾的演讲。特别是许总工，他作为交通建设者、大桥建设者，站在花江峡谷大桥上，那份自豪之情，可想而知。在现场，大家也注意到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时事评论员丹尼尔，让我们欢迎他。

我想问问丹尼尔，你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超级工程之上，此刻你有什么感受呢？

丹尼尔：当你想到这里地形如此复杂，他们竟要在此建一座桥，而且贵州以往至少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这真的令人觉得很神奇，光是想想这些，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如今，你们拥有了西方只能梦想的工程，还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

就在我们脚下，还有一座建于清朝年间（1898年）的桥，至今仍被当地人使用。我不由得想起入住酒店时遇到的一位92岁的当地老人，试想一下，这样一个人见证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从依赖那座清代古桥，到如今这座桥凌空飞架。除了“奇迹”二字，还有什么能形容这种震撼呢？

主持人：在丹尼尔刚才的阐述中，他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一方面是横向对比，让你很难想象贵州这样的建设和发展在其他国家会发生；另一方面是时间维度的对比。

再问一下张老师和许总工，当我们谈及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贵州篇章，说到其中精彩的部分时，你们最想阐述的是什么特点？

张维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前面丹尼尔提到1898年建造的桥，到如今刚刚建成的这座桥，期间正好历经了三种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贵州处于非常不利的条件。由于贵州没有平原，而农业生产粮食又依赖平原，加之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土壤渗水严重，导致农业并非其优势产业，进而引发了许多贫困问题。而如今贵州奇迹的一大特点，就是一下子进入信息文明。当下，贵州的大数据产业、综合算力产业等，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我深有感触。

许湘华：我印象最深刻的改变，是贵州的交通建设，我们一张蓝图绘到底。从2005年、2006年起，我们就开始谋划“县县通高速”，对整个贵州的高速公路网络进行了重新布局。当时提出这一构想时，在全国业内引发了一片哗然，因为贵州是一个小省、穷省，却要办大交通，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难题。

然而，无论领导班子更换了多少届，贵州发展交通的思路从来没变过，决心也从未动摇。我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啃下了一块又一块骨头，最终才成就了如今的局面。不仅如此，我们还培养了大批人才，固化了许多施工工艺和工法。现在，这些成果已经能够向外输出，走向世界。目前，我们本省的施工队伍在国外已经承接了不少工程项目。

主持人：刚才许总工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善于去啃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其中的每一项工程都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

在此，我还是想问一下许总工，您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创新。我之前看过纪录片《万桥飞架》，了解到贵州在造桥方面极具创新能力，创新的思路似乎信手拈来，创新的点子非常多，“工具箱”非常饱满，是这样吗？

许湘华：其实刚开始不是的。就拿我们建造的第一座千米级跨径的坝陵河大桥来说，其跨径达1088米，在山区建造这种结构的大桥，国内此前没有相关经验，不过日本有，像日本的明石跨海大桥就是类似结构。所以一开始，我们聘请了日本专家进行咨询，但专家做咨询时往往不会把技术要点讲透。比如当时国内还没有强劲的缆吊系统，我们便仿照日本明石大桥使用了架桥机。可这种架桥机我们当时造不出来，若从日本进口，费用高达2000多万人民币。后来，我们找到一篇关于日本架桥机的宣传报道，上面有一张非常不清晰的架桥机的图片。我们的工程师就根据这张模糊的图片，一点点研究琢磨，最终自己设计出了架桥机，并由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仅200万，就这样我们成功制造出了架桥机。

我们硬是靠自己摸索，具备了自主建造的能力。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空腹式钢构桥型，也是因为既要节约资金又要跨越峡谷，才发明出了这种桥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遇到问题就必须解决，当然，解决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并非空中楼阁。我们是大胆创新、小心求证，通过这样一个个慢慢地“啃骨头”啃出来的。

主持人：正如您所说，初期我们面临重重困难，不过随着一座又一座大桥建成，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创新的点子和源泉也随之越来越多。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太重要了。

张维为：谈到贵州，我认为贵州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那就是这里诞生了任正非，他创建了了不起的华为公司，以及华为所代表的工程师精神。前段时间，有外刊刊登了一篇对华为一位领导的采访对话，其中提到华为是如何实现创新的。这位领导说，当遇到一个难题时，就投入1000名工程师去攻克；如果还解决不了，就再投入10000名工程师，人多智慧也多。如今，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了西方国家每年培养工程师数量的总和，这代表着无穷无尽的创新能力。

主持人：我问一下丹尼尔，你在中国观察创新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

丹尼尔：我在中国看到的创新变革实在令人惊叹。我是2008年来到中国的，比如，我刚来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高铁，而现在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大约5万公里。这些创新成果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它们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而且，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此前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机遇。

我记得曾看到过一段西方合作伙伴与一位非洲政要的对话，那位政要说：“如果我们想就软技能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就去找西方这样的传统合作伙伴；如果我们想真正在实地做成事情，就去找中国。”这正是最让我感到兴奋的点。我不仅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创新成果，我们脚下这座大桥就是最好的例证，我还能想象到有多少地形复杂的国家将从中受益。

主持人：我们的创新不仅推动自身发展，秉持着共创共享的理念，还能让许多国家从我们的创新中受益。许总工，刚才您反复强调，我们造桥的技术得益于国内的实践与探索。贵州打破的造桥记录，是建立在整个国家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它又为整个国家的造桥产业和技术产业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景。

许湘华：对的，我们的创新并非空中楼阁，每一样创新都有其基础。实际上，工程建设中更多的是集成创新，是各种技术的集合。完全未曾遇到过的顶尖技术创新其实并不多，偶尔会遇到一些。

比如，刚才张教授提到过的峡谷风，它与大江大河的风不同，来向、风力、风速、风向都不明确，而这个地方又恰好是风口，存在“狭管效应”。于是，我们求助于同济大学风洞实验室。不仅如此，在之前山头测量时，我们在国内找到青岛的一家公司，他们有多普勒扫描式激光仪，通过每秒钟发出几十万束激光打在气溶胶上，气溶胶反射激光的长度不同，通过后台解算，就能基本摸清风场的规律。摸清楚规律后，我们再到实验室进行风洞实验，同济大学和长安大学两所大学背对背平行做实验，得出的结果一致，我们才将这个结果用于桥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