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案”是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所判决的最重要宪法案件，美国几乎所有的核心政治冲突，从左右之争到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对立，都能与本案扯上一定关联。

鉴于本案的重要性，继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刘晗副教授，我们又特别邀请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教授来对此案加以解读。】

想要讨论“蛋糕案”（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的判决，首先要搞清楚它的内容：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做出任何类似于“宗教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允许普通民众或私人企业歧视同性恋者”这样清晰的判决，甚至没有对宗教自由权或言论自由权的实质性内容做任何界定。它所做的，仅仅是在本案的具体事实基础上，依据州政府官员的一些反宗教言论，得出“在案件初级阶段，蛋糕店主并没有被政府审查官员中立、平等地对待，因此政府败诉”这种避重就轻的程序性结论。

事实上，判决书明确回避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平权、政府管辖范围等所有核心权利问题。因此，它对未来的相关案件几乎不具有任何约束力——除非再次出现政府官员明确表达出敌意这种小概率事件。

为什么最高院会在这种举世瞩目的重量级案件中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最直接的解释是，狭窄的判决依据有助于保守派法官们拉拢最重要的“摇摆票”安东尼·肯尼迪，也能帮助他们获取部分自由派法官的支持。这样，最终投票结果是相对比较好看的7-2，而非火药味更重的5-4。

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在意胜负差值？为什么会为了两张并不影响最终胜负的票而大幅缩减判决的法律分量？反之，两名自由派法官为什么会愿意配合这样的政治操作？而如果判决的核心推动者只是肯尼迪一人的话，他又为什么要以这样软弱无力的方式结案？

肯尼迪大法官

这些问题未来或许会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在现阶段，我的直观感受是，这是一份充斥着政治考虑的判决书。七名大法官实际上打了一场太极，以最低的政治成本将这个烫手山芋抛掉。

同性恋权利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当下最为敏感的社会与政治话题之一，涉及到主流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自我认知：“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边界与计量单位都是什么？“价值多元化”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样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可以被接受的？

美国几乎所有的核心政治冲突，从左右之争到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对立，都能与本案扯上一定关联，而越是这样，最高院反而越不敢轻举妄动。真要深入挖掘肯尼迪的内心想法，恐怕会发现他只想坐等民众自行把这些问题捋清楚，然后再顺应潮流。在此之前，比如在本案中，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会尽量大事化小，以避免陷入价值观冲突的泥潭中。

这种政治考量是“罗伯特茨法院”（The Roberts Court）的一大特点。

有别于学者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沃伦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罗伯特茨首席大法官治下的最高院一直有非常强烈的风险控制倾向，在社会或政治争议较大的案件中往往会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相对中庸的平衡点，以此降低最高院所承担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在著名的奥巴马医改案（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该案中，罗伯特茨一方面压制国会的贸易管制权以平息保守派的怒火，一方面又抬高它的征税权以避免和奥巴马政府拼个头破血流，可谓“宪法政治操作”的典范，甚至可以与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相提并论。

而近年来美国政坛的两极化程度愈发严重，民众对体制的信任也每况愈下，都使得最高法院这个常年处于夹缝之中的半司法/半政治机构越来越难以平衡双方，面临的政治困境也越来越微妙。这种情况下，通过程序审查这种技术手段回避争议更大、政治能量也更大的权利问题，似乎并不是不可以理解。

即便如此，这样的做法如果成为最高院的常规行为模式，其结果依然是灾难性的。

最高院的判决一向是美国现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澄清双方争执的结构与逻辑，也为民众进一步运用游行示威或投票表决等方式进行政治反馈提供了基本平台。无论是布朗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之于民权运动，还是卡特案（Carter v. Carter Coal Company）之于新政，“宪法时刻”的构成始终离不开最高院判决的推动。

政治与社会局势越是混乱，最高法院所能提供的归纳与澄清功能反而更加重要。而一旦最高院开始以法理上的“不作为”规避政治风险，那么美国民众与政界达成新共识的过程只会更加缓慢与艰难。某种意义上，这也将是国家机制崩坏的一种体现。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