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的个人体会而言，材料引用以及读书笔记，很难证明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凡学过英文的人，做过的笔记不知凡几，但要做到“精通”，大家都深知谈何容易。笔者也有梵文、波斯文等文字的笔记，而正因为学习过，更深知个中的不易以及“精通”之难。当然，陈氏的天资与勤勉非我辈所能及，如此类比或许并不适宜。有过外文论文写作经验的人也都知道，外文论文写作与口语的听说不是一回事。陈氏在国外留学时并不为拿学位，也便没有写作学位论文的经历。虽然英语、德语等语言的日常交流应不成问题，但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他称自己无法用外文撰文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对“精通”的理解，二是对陈氏研究旨趣的理解。从陈氏的笔记和相关书籍（现藏北京大学）看，他极为重视收集、学习和利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但从笔记的内容和相关书籍的利用率看，有学者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至少某些语言陈氏并未做到“精通”。国外学者往往动辄掌握多门语言，他们对自己各门语言的掌握程度往往有较清晰的界定，如 mother tongue level、excellent、fluent、reading only、basic level之类。限于材料，陈氏的外语能力已难以作如此区分。我们不能因为陈氏对某种语言有所涉猎，便一概冠以“精通”，想必陈氏也不会同意。需要注意的是，陈氏学成归国之后，走的是“东方学”的路子，他侧重佛教以及藏、蒙、满、回文书，也是为了扬长避短，以利用西方学者东方学的理念与方法，参考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发挥自身熟悉汉文及域内各民族语言典籍的长处。他志不在翻译，也不在以外文撰写论文，我们自然不能以翻译家或汉学家的标准来苛求前贤。许多语言文字对他而言，只是研求具体问题时所取用的材料，重在应用或阅读，而非“精通”。

陈寅恪

季羡林先生曾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讨论过陈氏的外文学习笔记：

从这些学习笔记本中也可以看出，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专从笔记本的数量和内容来看，先生致力最勤的是中亚、新疆一带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藏文研究和蒙文研究。

季氏的评价是相对公允的，他注意到陈氏治学兴趣之广以及研究重点，但并没有下自己的老师“精通n门外语”之类的断语，显然更为严谨。

再以饶宗颐先生为例。今年仙逝的饶氏学问广博，贯通中外，自然是大师级的学者。饶先生在法国、印度、日本、美国等地都从事过研究工作，也研习过梵文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翻译过一些古印度吠陀文献和古巴比伦史诗。媒体较为流行的介绍称饶氏“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但所谓的“伊拉克语”本身并不能成立，今天的伊拉克说的是阿拉伯语，而饶氏研习的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对于前辈学者而言，此类以讹传讹的情况不在少数。

无论是陈寅恪的时代，还是现在，对于欧洲语言和西域古语，西方学者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他们有着我们难以企及的语言优势。正因为中国学者对这些语言知之甚少，陈氏在这方面的努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难能可贵，域内难有知音。像陈、饶等前辈学者，涉猎域外语言文字，主要是为研究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服务的。他们的研究扬长避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承认他们学术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过度夸大乃至神化。真正地“精通”这些语言文字，还是专家的事业。季羡林、黄宝生等先生的意义，正在于此。

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在北京大学和维亚纳大学都受到过梵文的训练，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人们之所以对梵语之类的语言有“外语崇拜”，实际上还是缺乏了解之故，与“单语主义”不无关联。明乎语言文字的工具意义以及基本原理，神秘的外语也便不再神秘。在学术研究中，“知己”的同时，“知彼”显然也是极有必要的。至于是否学习某种外语，则要视生活、学习的必要性以及个人精力而定。我们不必为学外语而学外语，乃至于成为炫技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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