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在《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发表了《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一文，对中国以及国外的早期中国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在该文中，柯氏犀利地指出：

一些学者竭力寻求在纯粹中国层面上所定义的绝对可信的文化身份认同，他们不愿接纳包括中国及其邻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内的丰富图景，也不愿重视来自国外的学术研究，而更愿意频繁施展如下三种策略举动：其一，对国外学术迫不得已说些应酬话，实际上却几乎不予任何阅读；其二，拒绝学习任何外语；其三，对其他早期文化或是关于这些文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都不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防守性的、本土主义的、自我边缘化的、单语主义以及单一文化主义的学术。放眼未来，我认为这种学术是难以为继的，连下一代学人都不会接受。

柯氏所说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意在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只关注单一语言（即汉语）的研究，而忽视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在另一篇英文论文中，他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在美国攻读汉学博士学位，除了汉语和英语之外，往往至少需要另外掌握一门东亚语言（日语、韩语等）以及一门欧洲语言（法语、德语等）。而据柯氏所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至少关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写的相关论著，不能因为无法直接阅读而忽视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编的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西方学者如若忽视中文和日文的参考文献、中国学者如若忽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会被采用。

相比之下，正如柯氏所批判的，中国学者多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即所谓的“单语主义”。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与汉学家愈加亲近，动辄以“国际会议”相邀，但二者之间的隔阂尚难消弭。一方面，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曲解过甚；另一方面，汉学家对国内学者不注意参考国外研究成果而耿耿于怀。如李若晖先生的新著《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由以色列汉学家尤锐（Yuri Pines）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作者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实际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栋……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我认为这些研究都应当在《久旷大仪》一书中有所涉猎。我相信，现在正是中国同仁以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本土学者同样的严肃性和彻底性来关注西方汉学发展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方式”。

国内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汉学家因语言的便利，在材料和视角的把握上较之国内学者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充分沟通了解和“有意义的对话方式”的情况下，过于抬高或贬低海外的中国学研究，显然都不能令人满意。国内学者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有观念的原因，也有条件的限制。在年轻学者的身上，显然已得到极大的改善。

《海外汉学丛书》

在存在所谓“单语主义”的同时，国内学界乃至公众又都不无“外语崇拜”的现象。对于传说中掌握多门外语的学者，人们多肃然起敬。尤其是梵文以及其他显得高大上的古代语言文字，谁若能做到“精通”，便宛如掌握独门秘技，境界顿出。

譬如陈寅恪先生，谁都不能否认他的伟大，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显然被过度神化。一般流行的说法，陈氏“精通”十多种、二十多种乃至三十多种语言，包括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陈氏外语能力实则一般。

质疑陈氏的，主要有以下依据：陈氏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陈氏曾在书信中向傅斯年与罗香林坦陈自己无法用包括英文在内的外文撰写文稿；陈氏的老同学、熟知欧洲各国语言的西方史学者徐子明先生，在致学生汪荣祖的信中称陈氏虽然留学各国，但对各国语言文字“绝不能操纵”；陈氏以外文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刊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两篇英文论文，均由洋人翻译（文末有作者向译者的致谢），而且正如一些人指出的，两篇英文论文的英文极为生硬、粗疏；陈氏回国后还向公认梵文一般的俄国学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学习梵文，说明他本身梵文水平不高。为陈氏辩护的，往往以陈氏论文的材料引用及读书笔记为据，认为陈氏通晓这些语言文字，并以“自谦”解释陈氏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