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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欣|“五四”研究百年:突破 1980 年代的问题意识框架如何可能
关键字: 五四革命民主80年代在李怀印看来,1980年代初兴起的新启蒙史学开启了80和90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转型时期,即由颂扬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叛乱和革命,转向强调现代化和改革。”(24) 类似的,贺桂梅也观察到,主导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同样是某种以“现代化叙事” 来取代“阶级斗争眼光”的冲动。(25) 使得这一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正是80年代以来对于“五四”的再解释。然而,如果说80年代的基本氛围是通过排斥一个“五四”而回到另一个“五四”,那么在之后的发展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则是,尽管针对“五四”的纪念和争议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但作为话题的“五四”似乎越来越限定于学术讨论的空间之内,而无法再像80年代那样引发巨大的思想和社会能量。陈平原对这一趋势做了如下描述:“上世纪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和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26)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过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根源恰恰在于80年代对于“五四”的再解释方式本身。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启蒙/救亡变奏”论将毛泽东论述中携带着“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的“五四”拆解为文化启蒙的(或“反封建”的)与反帝爱国的(或“反帝”的)两翼,这就在两个方向上创造了逻辑发展的空间:一方面,以文化启蒙和拒绝暴力革命、拥抱渐进改良为取向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方案,实际上是以嫁接和摹仿某种发源自欧美的“普遍”现代模板为基本前提的,然而,这一方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真正开端远非“五四”,而毋宁说早在民国初年、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而,“改良现代”对于“革命现代”的取代,必然要求“现代”的起点从“五四”开始不断上移,这也意味着有关“现代”内容的定义本身发生了重大的转移,毛泽东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区分开来的“近代”和“现代”,在这一转变中都被吸入到了一个由1840年所开启的、至大无外的“近代”进程之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以及近现代史领域中洋务运动等事件的评价及其历史位置升降,某种程度上都可说是这一进程的反映。
另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五四”的弊病又被视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从而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现代”方案都被认定为放弃自身传统、拥抱西方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论断又在90年代与自欧美“旅行”到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殊途同归,并获得了后者知识和理论上的支撑。在这个方向上,一种较为温和的诉求是在中国内部重新发现“现代”的起源或某种属于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其激进版本则根本拒绝“现代”概念本身,而将传统/现代的对立转化为中/西之间历史道路的对立,试图从儒学等传统资源中找寻超克西方的可能。这两个方向在现实中往往是互相纠缠、难以清晰分辨的,但它们都必然以取消以“五四”为代表的某种“现代”内核为前提(尽管两者针对的“五四”面相并不尽然一致),其结果就只能是曾经携带着巨大动能的“五四”自身越来越不被人们作为定位自身和想象未来的标尺,而逐渐从思想舞台的中心淡出。
李泽厚
与20世纪80年代生气勃勃、百家争鸣的局面相比,在过去的10年乃至20年中,对“五四”的讨论太少;甚至,与许多其他近现代史上的事件相较,围绕着“五四”展开的言说虽然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外壳,在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上作出了坚实的推进,其内核却是相对沉寂的。就笔者浅见所及,近年来的五四研究大略存在(但不限于)如下几种取径:其一,搁置思想争议,回到历史现场,详细清理和复原“五四”发生时的具体语境;(27) 其二,勾连晚清甚或前近代与“五四”,从传统、复古、延续而非断裂的视角来重新考察“五四”的历史根源及其可能;(28) 其三,从全球史而非单纯中国的视角来考察“五四”的发生和影响,将“五四”放置在一战及其后果所造成的全球网络中,研究思潮与行动的跨国关联;(29) 其四,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考察除以往受到重视的名家巨子和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团体、地方社会对于“五四” 的介入和接受,以及具体的社会网络、传播机制等物质条件对“五四”所产生的复杂影响。(30) 其他如思潮、人物、事件研究等传统取径上亦多有新作,在此不赘。毋庸置疑,这些新方法所带来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深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五四”的传统理解,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有关“五四”的基本问题意识似乎仍然徘徊在80年代以来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能够作出突破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那么,在“五四”即将迎来100周年之际,打破上述局面是可能的吗?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论及的,在过去的100年中,对于“五四”的回顾、讨论和纪念,从来都不仅仅是“史实”的考订和挖掘,而且关乎我们如何定位自身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当代“五四”研究蔚为大观又难免陷入“碎片”化的特征,不仅是一代学风使然,而且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许多前提仍然缺乏清晰的反思。当我们把摆脱革命史式的“五四”叙述作为不假思索的基本出发点的时候,一系列问题也同时被规避了:如果说革命史叙述中的“五四”形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有选择性地压抑和弱化了某些原本丰富的面相,那么主导当代“五四”研究的问题意识难道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偏颇吗?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可能去理解一个由文化、政治、群众运动、社会重造等等力量互相激荡而成的“五四”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气质,辨认出它所创造的一系列独特传统在20世纪中国的后续影响,而不仅仅把它当做某个启蒙现代的阶段性发展,或被政治力量所操纵的偶然事件?以上所论及的任务当然需要大量学者的严肃后续研究工作来推进,非笔者之微薄学力和本文篇幅所能解决。但本文仍希望稍作提请的是,回到并超越(而非简单重复)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五四”论述(尤其是毛泽东的“五四”叙述),这或许是一条可能路径。
如前所述,以革命为核心的“五四” 叙述的升降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叙述,并深深介入政治、思想、文化等一系列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开展之中。我们今天的态度不应该是非此即彼、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而应对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段内的历史形成更深刻和更具综合性的判断。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现代”,那么“五四”所开启的“现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鸦片战争所开启的“现代”,我们又应在怎样的全球关系和世界想象当中来定位它的特殊性?我们如何可能在超越某种实体化的“阶级”范畴的基础上,理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差异?……这些仍待解决的问题标示着“五四”仍是一个未完结的课题,而且我们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之中,可能蕴含着面向过去和未来的多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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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五四”研究百年:突破 1980 年代的问题意识框架如何可能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吴立群
- 最后更新: 2019-05-05 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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